清代學術概論十四

十四

　　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于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述》，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其在《書》，則有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王鳴盛之《尚書後案》。其在《詩》，則有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之《毛詩後箋》。其在《周官》，有孫詒讓之《周禮正義》。其在《儀禮》，有胡承珙之《儀禮今古文疏義》，胡培翬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有劉文淇之《春秋左氏傳正義》。其在《公羊傳》，有孔廣森之《公羊通義》，陳立之《公羊義疏》。其在《論語》，有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在《孝經》，有皮錫瑞之《孝經鄭注疏》。其在《爾雅》，有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義》。

　　以上諸書，惟馬、胡之於《詩》，非全釋經傳文，不能直謂之新疏。《易》諸家穿鑿漢儒說，非訓詁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絜淨精微，但非新疏體例耳。《書》則段、王二家稍粗濫。《公羊》則孔著不通家法。自余則皆博通精粹，前無古人。尤有吾鄉簡朝亮，著《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志在溝通漢宋，非正統派家法，然精核處極多。十三經除《禮記》、《谷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有孔廣森《補注》、王聘珍《解詁》焉。此諸新疏者，類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加以別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其餘為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則惠士奇之《禮說》，胡渭之《禹貢錐指》，惠棟之《易漢學》、《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焦循之《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易義別錄》，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江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震之《考工記圖》，段玉裁之《周禮儀禮漢讀考》，張惠言之《儀禮圖》，淩廷堪之《禮經釋例》，金榜之《禮箋》，孔廣森之《禮學卮言》，武億之《三禮義證》，金鶚之《求古錄禮說》，黃以周之《禮書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詁》，侯康之《谷梁禮證》，江永之《鄉黨圖考》，王引之之《經義述聞》，陳壽祺之《左海經辨》，程瑤田之《通藝錄》，焦循之《群經宮室圖》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

　　清儒以小學為治經之途徑，嗜之甚篤，附庸遂蔚為大國。其在《說文》，則有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在《說文》以外之古字書，則有戴震之《方言疏證》，江聲之《釋名疏證》，宋翔鳳之《小爾雅訓纂》，胡承珙之《小爾雅義證》，王念孫之《廣雅疏證》，此與《爾雅》之邵、郝二疏略同體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書，差無疑滯矣。而以極嚴正之訓詁家法貫穴群書而會其通者，則王念孫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最精鑿。近世則章炳麟之《小學答問》，益多新理解。而馬建忠學之以著《文通》，嚴複學之以著《英文漢詁》，為「文典學」之椎輪焉。而梁啟超著《國文語原解》，又往往以證社會學。

　　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系》，苗夔有《說文聲讀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而章炳麟《國故論衡》中論音韻諸篇，皆精絕。此學也，其動機本起于考證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其書不傳。近世治此學者，積多數人之討論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頒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為絕學。其動機起於治三《禮》，後遂氾濫益廣。惠棟著《明堂大道錄》，對於古制度專考一事、泐成專書者始此。徐乾學編《讀禮通考》，秦蕙田編《五禮通考》，多出一時名人之手。其後則胡匡衷有《儀禮釋官》，戴震有《考工記圖》，沈彤有《周官祿田考》，王鳴盛有《周禮軍賦說》，洪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任大椿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皆專注《禮》，而焦循有《群經宮室圖》，程瑤田有《通藝錄》，貫通諸經焉。晚清則有黃以周之《禮書通故》，最博贍精審，蓋清代禮學之後勁矣。而樂律一門，亦幾蔚為大國。毛奇齡始著《竟山樂錄》，次則江永著《律呂新論》、《律呂闡微》，江藩著《樂縣考》，淩廷堪著《燕樂考原》，而陳澧之《聲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為將來著中國音樂史最好之資料也。焦循著《劇說》，專考今樂沿革，尤為切近有用矣。

　　清初諸師皆治史學，欲以為經世之用。王夫之長於史論，其《讀通鑒論》、《宋論》皆有特識。而後之史學家不循斯軌。黃宗羲、萬斯同以一代文獻自任，實為史學嫡派。康熙間，清廷方開《明史》館，欲藉以網羅遺逸；諸師既抱所學，且藉以寄故國之思，雖多不受職，而皆間接參與其事，相與討論體例，別擇事實。故唐以後官修諸史，獨《明史》稱完善焉。乾隆以後，傳此派者，全祖望最著。

　　顧炎武治史，於典章制度風俗，多論列得失，然亦好為考證。乾嘉以還，考證學統一學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則有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洪頤煊之《諸史考異》，皆汲其流。四書體例略同，其職志皆在考證史跡，訂訛正謬。惟趙書於每代之後，常有多條臚列史中故實，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此其特長也。其專考證一史者，則有惠棟之《後漢書補注》，梁玉繩之《史記志疑》、《漢書人表考》，錢大昕之《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續漢書辨疑》，梁章钜之《三國志旁證》，周壽昌之《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杭世駿之《三國志補注》，其尤著也。

　　自萬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歷代史表》，此後表志專書，可觀者多。顧棟高有《春秋大事表》，錢大昭有《後漢書補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國紀年表》、《五代紀年表》，洪飴孫有《三國職官表》，錢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齊召南有《歷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種》，皆考證古史，其中《戰國紀年》、孔孟年表諸篇最精審，而官書亦有《歷代職官表》。洪亮吉有《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洪孫有《補梁疆域志》，錢儀吉有《補晉兵志》，侯康有《補三國藝文志》，倪燦有《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顧櫰三有《補五代史藝文志》，錢大昕有《補元史藝文志》，郝懿行有《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皆稱善本焉。

　　而對於古代別史雜史，亦多考證箋注，則有陳逢衡之《逸周書補注》，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丁宗洛之《逸周書管箋》，洪亮吉之《國語注疏》，顧廣圻之《國語劄記》、《戰國策劄記》，程恩澤之《國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陳逢衡之《竹書紀年集證》。

　　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為一時風尚，則有何秋濤之《元聖武親征錄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

　　凡此皆以經學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考證學，殆不可謂之史學。其專研究史法者，獨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其價值可比劉知幾《史通》。

　　自唐以後，罕能以私人獨力著史，惟萬斯同之《明史稿》，最稱巨制。而魏源亦獨力改著《元史》。柯劭忞之《新元史》，則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聖武記》，記清一代大事，有條貫。而畢沅《續資治通鑒》亦稱善本。

　　黃宗羲始著《明儒學案》，為學史之祖。其《宋元學案》，則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先後續成之。皆清代史學之光也。

　　史之縮本，則地志也。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碩學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之總纂，則阮元也；《廣西通志》，則謝啟昆也；《湖北通志》，則章學誠原稿也。其在府縣誌，則《汾州府志》出戴震，《涇縣誌》、《淳化縣誌》出洪亮吉，《三水縣誌》出孫星衍，《朝邑縣誌》出錢坫，《偃師志》、《安陽志》出武億，《富順縣誌》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縣誌》、《天門縣誌》出章學誠，《鳳台縣誌》出李兆洛，《長沙志》出董祐誠，《遵義府志》出鄭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時之選，其書有別裁有斷制，其討論體例見於各家文集者甚周備。欲知清代史學家之特色，當於此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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