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改進與做好西北軍中的政治工作|李大釗

切實改進與做好西北軍中的政治工作

　　——致劉伯堅[2]（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馮這次回來，的確是非常進步，非常左傾，國民軍雖在殘破之餘，卻另給以新的生命。我們為國民革命的前途、未來北伐的前途計，國民政府必須維持國民軍能在西北存在和發展。因為他的存在：第一、現時可以威嚇奉軍不敢南下，使北伐軍能保住長江已得的勝利。第二、未來北伐，對奉若沒有國民軍之騎兵、炮兵參加，實難望驅逐奉軍出關，而且馮軍之紀律與戰鬥力，實較一般的北伐軍為好，再加以一個時期的休養訓練，同時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國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們對於現時的西北軍工作十分重視。

　　（二）不過我們重視西北（軍）工作，不是把西北軍同全國隔離的來看。要知道西北軍在現時的革命爭鬥中占什麼地位，未來的革命爭鬥中占什麼地位；要知道西北軍現在處的是什麼環境，他只能有些什麼可能的發展；要知道國民軍的內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們必須十分的瞭解這些客觀現象才能工作。

　　伯堅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觀了一點，沒有虛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說的現象，而只是簡單的執著莫斯科理論應用，所以，在伯堅同志信中發現如「西北工作方針」中所指出的錯誤。我們在西北軍中工作，以下幾點皆（須）明白的：

　　1.西北軍經了很大的殘敗之後，他現時需要的是補充、訓練和迅速肅清陝西全境，與晉閻結成很好的聯盟，才能站住西北，為將來發展的基礎。他在現時沒有就積極對奉作戰的可能，不能有馬上回復去年狀況的野心。

　　2.西北軍現時所占的地盤，是最貧瘠苦窮之地，經濟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還有一個民族問題（對回民），須對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後。我們在這種環境中工作，是不能亂髮野心有過於高遠的行動。比如對婦女問題，只是在提倡天足，婦女教育時代，萬萬說不到就宣傳什麼社交公開，兩性自由。

　　3.西北軍只是馮玉祥進步了，他的部下很多還在［是］非常落後，若果我們不注意使馮的部下能夠趕得上馮的左傾，僅僅馮一個人左傾是很危險的。總要注意使馮與他的部下之進步不致相隔得太遠（若果相隔得太遠，不是部下對馮不信仰，便是馮部下痛惡我們作工同志，認為我們蠱惑馮如此做）。

　　（三）莫斯科所定馮軍工作的三個原則，是非常之對，也可以說是我們在粵工作兩年所得的寶貴經驗之應用。尤其是指出「黨系統與軍事系統應分開，國（民）軍政治工作應直隸總司令部下，黨代表制暫不設」，「不要限制馮之職權」更為有見地。

　　軍中黨代表制度，本是無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產物。要有這樣組織嚴密具有無上權威的党，才可以說以黨治軍，以党治國，現在，中國還離不了以軍治黨現象。各將領對於党的命令，並不十分尊重。國家行政對於黨的決議，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執行。党並不能真正指揮政府，指揮軍隊。國民政府境內的國民黨部，大多數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眾利益與政府合作（的）地步，黨在軍隊中也只是側重政治宣傳工作，而沒有可能指揮軍隊。廣東過去實行黨代表制的結果，是黨代表在軍中名尊而無實權，或附屬于軍官，或與軍官衝突，一面破壞了軍中指揮的統一，同時又弄出許多糾紛，所以，此後西北軍可不再走此錯路。萬一此制因別的關係不能廢免，則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事。

　　（四）現時我們的工作人員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僅我們，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們在馮軍中的政治宣傳工作，須量力舉辦，萬不可只從形式上注意設備完全，而不計其影響效果。現時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師、旅、團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這批政治宣傳人組成宣傳隊，輪流至各師、旅、團講演。

　　（五）在西北軍中，我們的同志除絕對無法避免必須公開的部分外，其餘均盡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衝突的目標。對於工作同志當十分嚴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軌的行為。不良分子不憚開除，勿使敗壞本党名義。當地黨的組織與軍中組織可以分開（此處是指兩部分的群眾可以不相接頭，而指導機關自然要有親密關係）。

　　總之，我們現在西北軍工作方才開始，老馮又是抱有滿腔的熱望從事改革他的軍隊，若果我們現時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後工作發生不良影響，甚至影響老馮之失望，改變其左傾觀念，這是要十分小心的。

　　《中央政治通訊》第11期

　　1926年11月

　　[1]題解　此篇原題為《關於西北軍工作給劉伯堅的信》，時間為1926年11月9日。信中有在伯堅信中發現如「西北工作方針」中所指出的錯誤之語，這個「西北工作方針」，應是指《中共中央關於國民軍中工作方針的決議》。也就是說，此信是發於中央指示方針之後。

　　[2]劉伯堅　時任國民聯軍總政治部副部長（部長為石敬亭）。參見《守同志來信》注16。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