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主義最近進攻中國的方策|李大釗

日本帝國主義最近進攻中國的方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在中國的活動，採取積極進攻的方策。第一，他與英帝國主義結成聯合陣線，撮合張、吳間的討赤聯盟[1]；勾結國民黨右派，組織工農黨，使與日本的勞動農民党及第二國際發生關係，以破壞中國的以工農階級作主力軍的國民革命運動；勾結上海的資產階級，以圖共同對抗中國的勞動運動並緩和中國的民族運動；勾結黃攻素、彭紹賢、林可彝一流的反動分子，與謝米諾夫等發起亞細亞民族同盟，欺騙亞東的弱小民族，一面對亞洲民族自雄，一面對白種民族示威，在骨子裡頭，更深深的佈置了一個反俄的陰謀，破壞世界革命運動中東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聯合陣線。第二，他急願離開英、美的關係，要單獨的和中國訂立一種條約，至少在滿蒙境內，實行取得那二十一條裡所規定的土地所有權，以樹立他那所謂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的基礎。

　　關於第一項方策的進行，我們所得的證據如下：

　　甲、當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開會以前，林森、鄒魯等在京謀佔據北京執行部的時候，日本駐京公使芳澤氏曾設法與鄒、林等接洽。

　　乙、最近東京方面傳來秘密消息，日本政府曾訓令其駐中國重要都市的外交官，設法與當地國民黨右派勾結，進行破壞國民黨的工作。

　　丙、日本駐北京的外交機關報告日政府，謂在北京僅得一資望地位較淺的右派分子，但如資以經濟助力，使他能夠赴上海活動，亦可收相當的效果。

　　丁、在得到此項消息的同時，在京的日本機關報《順天時報》[2]，即大書特書的登出赴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總代表巫啟聖的像片。

　　戊、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發行的和文日刊《新支那》上，有下列一段的記載：「國民黨右傾派勞動先覺者馬超俊氏，得孫傳芳氏等的諒解，有在全國組織農民勞動党的計劃，舉出十二名起草委員，綱領起意書正在製作中，設本部於上海，派遺［遣］組黨員于全國二十二省，設支部於各省，與日本農民勞動党謀提攜，並在香港與第二國際及美利堅勞動會謀聯絡。」

　　己、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晨報》載，電通社上海電訊：「國民黨工人部長馬超俊，刻在該黨右派及留滬日僑後援之下，從事工農運動，以反抗共產派之勞動運動。」

　　庚、上海商人虞洽卿[3]等遊日本的時候，日本朝野有組織兩國實業家混合委員會的提議。東京《日日新聞》希望此委員會對於關稅會議、中日互惠條約一類的問題充分的交換意見，訴之兩國輿論，進而各促動其政府，努力以求其實現。大阪《每日新聞》謂，去年夏間上海日本紗廠罷工的時候，曾依上海總商會的斡旋，將以解決，足征上海的華商團體是有指導的力量，因之對於中、日關係委員會的活動，抱有厚望。

　　辛、據日本在華的英字機關報《華北正報》所載，所謂亞細亞民族大同盟[4]，現在長崎召集開會的事，實由於日本議員今崎氏兩次來與黃攻素等磋商的結果。北京《晨報》預測此會的結果，中國代表不為日人所利用，即失望而回。其實彭紹賢、林可彝等所抱的目的，即在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反對蘇俄，本已甘心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互相利用，更何有於失望！

　　關於第二項方策的進行，我們所得的證據如下：

　　A.二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聞》曾發表一篇社說，大意是說日本在滿蒙方面的發展，在普茲茅條約所規定的範圍內，已經是到了盡頭。日本若想在滿蒙為進一步的發展，非重新和中國訂立一種新條約不可，在這種新條約裡，我們（日本）鑒於中國國民運動氣勢的昂盛，顧念日、支親善的大局，除大連、旅順外，可以把日本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撤銷。中國既熱心於收回法權的運動，自應發一大宏願，下一大決心，使動亂不侵入于滿洲。自然，張作霖一系的軍閥，亦當專心致力於東三省境內的保境安民的工作，山海關以內的事不宜多所過問。這個報的主張，足以代表日本資產階級的心理。真聰明啊！日本的資產階級，他們為要給他們的資本主義謀一個新的發展，就是要給他們的正在進攻中國的帝國主義換一個新方式，所以要犧牲那於日本已經沒有多大用處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換取一個目下于日本為莫大的權利而有極切的必要的土地所有權。表面上說，我許你以撤去領事裁判權，你許我以內地雜居，這是最公允、最便宜的交易，其實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程度，已經到了那不需要領事裁判權而需要內地雜居以容納大規模的殖民的階段。隨著內地雜居，自然需要日本人在中國得享有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他們因為急切的要求此權利，故提出滿蒙土地商租問題，而謀一個更明確更堅固的解決。所謂商租，所謂會辦，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攘奪中國土地的變相的名辭。

　　B.日本資產階級那樣一個聰明伶俐的方案，還不易為一般帝國主義者所贊許，乃有日人久間猛作了一篇《滿蒙土地商租問題》的長文，在一個和文日刊叫作《京津日日新聞》報紙上於六月十日頃，亙數日間連續的發表。他在那文的後段裡說：「關於這滿蒙商租問題與支那的治外法權問題，如大阪《朝日新聞》於二月十八日揭載社說，倡言顧念日、支親善的大局，除旅順、大連外，宜將我租借地的全部返還于支那，以解決多年的懸案。由吾人看來，這未免過於極端了。溯及條約上的既得權，而輕易的主張放棄租借地，這難稱為慎重的大新聞的態度。我關東州及鐵路附屬地，與列國在支那的租界地異，而有歷史的因緣。……歐戰以後，此因為國際協調主義所倡導，而於另一方面，國家主義、國民主義的實行，亦系極明瞭的事實。國際聯盟的進行中，法國佔領魯爾，厥後義大利又佔領菲麥及哥爾府，美國佔領桑多曼哥，乃至英國之在埃及，不是各自都發揮偉大的國家主義嗎？……」看這一段話，可以知到［道］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滿蒙進攻的步驟，第一步是要取得土地所有權，第二步是大規模的移殖，第三步就是佔領滿蒙，同法國佔領魯爾、義大利佔領菲麥一樣。

　　C.七月十五日北京《晨報》倫敦特訊，滿切斯達《保護報》北京通訊員云：中國近時所發生之排英舉動，日本宣傳員應負其責任……日人之宣傳目的，即在掩飾其乘中國俶擾，不欲實行華府會議決議之意。日本對於將來在華之經濟，深懷恐懼之念，對直系首領重起主持大政，大抱驚駭之感，故不惜出此破壞關會之伎倆。……日本在關會之戰略，一方欲堅持華會原案，同時並欲推行其政治家之建設政策。所謂建設政策者，即中、日另行締結條約，中國對日本予以讓步，而日本即以允許取消治外法權為交換條件。這裡所謂「中國對日本予以讓步」，即指承認日本人在華得以享有土地所有權而言。

　　D.據奉天長春方面的通訊：最近日本人及朝鮮人移住滿蒙者，紛至遝來。日本人則多攜妻帶子，赴北滿一帶屯墾。其朝鮮人的來滿，〈關〉系因大批日本人來到朝鮮，強佔土地，逼朝鮮人不得不棄井離鄉，流散於中國境內。以日本人侵佔朝鮮人的土地，而以朝鮮人擠入中國，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妙策。

　　E.七月八日《民立晚報》載東京專電：日本政府現定加重關東司令官軍隊召集權。如在滿常備兵不能維持在滿僑民之生命財產及國防第一線時，該司令官可不待政府訓令，召集在滿預備兵，直接供其指揮，並在滿設兵器彈藥被服庫，以利供應。現日本外務省正與各關係方面商酌，一俟商妥，即於八月一日實行。

　　綜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在中國的進攻，異常的兇猛。目前張作霖躬往大連，與日本關東州兒玉長官會見，亦頗含有重大的意義。全中國民眾尤其是北方民眾啊！在全國民眾號召各地的國民革命軍討伐勾結英、日帝國主義的張、吳的戰爭中，我們應該時時刻刻的注意和監視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國民革命陣線及其侵略滿蒙的陰謀和行動。

　　署名：獵夫

　　《政治生活》第79期

　　1926年7月22日

　　【注釋】

　　[1]張、吳間的討赤聯盟　張，指張作霖，吳，指吳佩孚。二人為奉、直兩系軍閥首領。「討赤」是張、吳當時反革命的共同口號。在南方，指廣東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北伐軍；在北京，指馮玉祥國民軍。6月11日，張、吳代表天津預備會議決定：「合作到底」，「討伐西北國民軍」；取勝後，「吳以全力圖粵」。6月28日，張、吳在京會晤後，對南口國民軍聯名發佈「討赤」總攻擊令。

　　[2]《順天時報》　原名《燕京時報》，1901年12月創刊，1905年改名《順天時報》，是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重要輿論工具。1930年3月停辦，共出9284號。

　　[3]虞洽卿　（1867—1945），浙江鎮海人。上海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及魯麟洋行買辦。1925年「五卅」運動中，擅自修改與帝國主義交涉的條件，謀求妥協。1927年支持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

　　[4]亞細亞民族大同盟　1926年8月1日至3日，在日本長崎召開「亞洲民族大會」，中、日、印、菲等國代表54人參加。中國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與二十一條，日本提出組織亞洲銀行，敷設跨亞洲各國的鐵路等，會議決定成立「新亞洲聯盟會」。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及上海學生聯合會通電及發表文告，表示反對，指出它是「假民族會議之美名，施行經濟侵略之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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