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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與北京市黨部舉行的元旦升旗儀式上的演講(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今當民國十五年元旦,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的日期,我們很是歡欣,同時我們又很是傷感。歡欣的,是這青天白日的革命旗[2],已經很莊嚴的飄揚在中國首都的北京,作北方民眾革命的指導;傷感的,是我們這一班同志在今年此季以熱烈的情感共同慶祝升旗典禮的時候,不由的要追思那己[已]經離開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前年此季,總理正在廣州,於軍書旁午的時頃,他還很忙碌的指揮同志們籌備國民黨改組的事。記得總理那時曾命廖仲愷[3]同志告我說:總理要和京津的青年同志們談話。總理把他們召集在面前,奮勉他們,鼓勵他們,要他們努力於首都革命的運動,並且約他們于留在廣州的期間,多來聽總理訓話。有一個同志問總理道:「總理每日政務軍務很忙,我們什麼時候來見好呢?」總理說:「政務軍務無論如何忙迫,都可以暫擱,你們何時來,我便何時接見,因為黨務比政務軍務都要緊。」更有一位青年同志,問總理道:「廣東的軍隊,何以不稱為革命軍呢?」總理說:「革命軍這一個名稱,不能輕易的被在目前紛雜的軍隊的身上,因為他們的無紀律,無政治教育,徒以引起廣東人民的怨惡,喪失革命軍的面目。這一個好好的名稱,還要留待給那方在創立中的黃埔軍校[4]所造成的軍隊用。你們有志的青年,可以加入黃埔軍校所造成的軍隊,才配稱得起是真正的革命軍。革命軍的徽名,不能輕以加諸無紀律、無政治教育的軍隊,致為所糟塌。」由這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總理是如何的倚重北京的青年同志們擔負這首都革命的責任,是如何倚重那黃埔的軍校培成這可稱為人民的武力的黨軍。可是從那時到今天,不過有兩年的光景,廣東的黨軍已經將廣東全省的反革命勢力肅清,這一幅表現國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凱歌聲中,飄揚在北京的空際了!假使總理在世,他看見我們舉行升旗的典禮,該如何的歡喜?如今他卻同仲愷同志都離開我們了!我們如何不傷感呢?

  我們再回想去年此季,總理抱著滿腔的熱望來到北方,要和全國民眾商量解決召集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二大問題,不料那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百般阻梗,以善後會議[5]阻撓國民會議,以「外崇國信」的謬論,阻撓廢除不平等條約。其時不幸總理又以積勞成疾,國事逐[遂]誤于媚外軍閥之手。猶憶總理在病榻上,一聽到「國民會議」及「黨軍在東江勝利」的消息,便色然喜;一聽到「善後會議」及「外崇國信」的話,便怒不可遏。如今屈指以數,總理離開我們已快到一年了!我們的旗幟雖然高樹在北京城,而國民革命的障礙,尚殘存在政治中樞的地方,未能根本剷除,這又是我們于傷感之餘,覺著有未能告慰總理在天之靈的。

  我們的歡欣,我們的傷感,都能激動我們革命的情感,使之凝結而成為革命的勇氣。我們總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長的如青天白日一般,照臨著我們,指導著我們,隨伴著我們。我們只有鼓舞勇氣,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牽起手來,向革命的戰線上前進。

  帝國主義者及反革命的勢力給我們的黑暗,只不過是過眼的雲煙;民眾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潔的青天白日一樣。民眾要團結起來,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打破帝國主義及反革命的黑暗的勢力!黑暗的勢力,遮不住青天白日的光輝。

  國民黨改組以來,因為共產派的參加,黨內有一部分人發生了誤會,但我們相信這些誤會轉瞬即能消釋,因為凡是革命者的襟懷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夠肝膽相照,披誠相見。即有些微的誤會,決阻隔不住革命者的聲應氣求,正如幾點浮雲,決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樣。我們國民黨中的同志,不論他是共產主義者,抑是非共產主義者,都應該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披肝瀝膽的提攜起來,把由內部發生的誤會或敵人挑撥的造謠而生的疑雲障霧,一掃而空之!

  蔣介石同志在他所作的《〈黃埔軍校同學錄〉序文》中,有幾句最沉痛的話。大意是說:「我們所能告慰先烈的,就在我們有總理遺留給我們的一系相傳的國民黨內共產主義者與非共產主義者凝結而成的血統,纘繼國民革命的大業。我們悔未問過那些殉死的先烈們,是為共產主義而死呢?抑為三民主義而死呢?但是我們可以替他們回答道:他們直接是為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死,間接即為國際的共產主義而死。」我們同志們應該諦聽介石同志沉痛的話,本著我們黨內三民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凝結而成的精神,踏著他們提攜前進的血路,為革命的工作努力,把一切的猜嫌疑忌蠲除淨盡!

  帝國主義者及反革命派,僅[盡]管在那裡造謠,以圖低減民眾對我們的信用,煽起我們內部的紛爭;讓我們保持住青天白日的光輝,照澈他們鬼蜮的伎倆。

  近人評論現代的中國軍人,每把「北馮」與「南蔣」並舉,說中國軍人以他們倆為最有希望,亦惟他們最易有走入歧途的危險。他們所謂「歧途」即是赤化。我們要知道一般人所以感覺著他們倆有希望的原故,正是因為感覺著他們倆有走入赤化的「危險」。因為赤化不是旁的,就是民眾化,就是武力的民眾化。

  又有人揮著青天白日的旗幟,喊出「青白化」的口號,來對抗赤化,反對赤化,似乎青白化與赤化是相反的東西,其實這是大錯。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徵,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徵;赤色旗是世界的階級革命的旗幟,青天白日旗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旗幟,是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的先驅。

  在近來每次北京的民眾運動中,佈滿全城的,不是青天白日旗,便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五色旗則獨不多見。中外人每起一種懷疑,說中國民眾已經廢棄了國旗。殊不知這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正是國民領袖孫中山先生手訂的國旗。這是中國國民黨聯合中國工農民眾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象徵,亦就是中國民族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企圖世界革命的象徵。

  全國的革命者聯合起來!

  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元旦)

  (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之期)

  署名:守常

  《國民新報》副刊第31號

  1926年1月8日

  【注釋】

  [1]題解 1926年1月1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與北京市黨部在翠花胡同8號舉行升旗典禮。本文為李大釗在典禮上的講演。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鄒魯、謝持、居正為首的部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會議,反對「三大政策」。11月28日閉會,通過反對聯共的決議,其中包括取消陳獨秀、李大釗的黨籍。鑒於北京西山會議派活動的猖獗及北京政變後形勢的複雜,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李大釗未能參加於1926年1月1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在這次會上,仍被繼續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次會上,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將謝持、鄒魯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等給予書面警告,限期悔改。此次升旗典禮及李大釗的講演,是對西山會議派的重要反擊,表明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與北京市黨部仍由李大釗為首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所掌握。1月5日,西山會議派另組北京執行部,林森、鄒魯、覃振為常委,傅汝霖為北京特別市黨部籌備主任。

  [2]青天白日旗 1895年興中會發動廣州起義,第一次使用。以藍色為青天,中置一射出12道光芒的圖案。1906年,孫中山提出增加紅色,以成紅藍白三色旗,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未來中華民國國旗,但未獲同盟會通過。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又提出,參議院議決為海軍旗。1913年,中華革命党成立,用作黨旗。1920年,孫中山就任廣州護法軍政府非常大總統,明令此旗為國旗。

  [3]廖仲愷 (1877—1925),原名恩煦,字仲愷,廣東歸善(今惠陽)人,生於美國舊金山,1893年歸國。1902年赴日留學,先後入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1905年加入同盟會。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任中央執委常委、政治委員、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等職,堅決擁護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5年8月20日,被國民黨右派指使暴徒暗殺。著作編為《廖仲愷集》。

  [4]黃埔軍校 全稱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于廣州黃埔長洲島,故名。1924年1月籌備,6月16日第一期開學,孫中山兼任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總黨代表。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熊雄等先後參加政治軍事教育與領導工作。1926年3月,改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共辦7期。並在武漢、長沙等地設分校,為中國革命培養大批軍事政治人才。1927年後,在蔣介石控制下成為國民黨培養軍政骨幹的重要基地。

  [5]善後會議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11月20日,將出任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宣稱將召開善後會議,由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解決根本問題。24日段就職宣言又聲稱「外崇國信」,以對抗孫中山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明確提出以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直系各軍及政黨代表組成,而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則由段包辦操縱,主要由軍閥、官僚、政客組成。1925年2月1日善後會議開會,應出席為186人,但實到僅86人,不足法定人數。次日,國民黨中央通電表示「不能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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