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事變和本團的訓練|李大釗

中國的事變和本團的訓練

　　——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同志們！中國最近發生的政變，就是中國大亂的開始！這次變亂，就是大的軍閥直系與反直系的戰爭。我們要考察他的歷史，直系的祖（宗）是北洋派，就是這派十幾年來統治中國。北洋派內分直系、皖系，但自直系得到政權以後，天天有戰爭，如西南的反抗，漸由西南到長江流域。北洋派內的爭鬥，打仗，日日壓迫人民。這種戰爭的影響，對於經濟上、財政上都起了極大的恐慌，如北京財政非借不能度日，而人民受軍閥的壓迫和剝削，都貧而變成土匪、兵。尤其貧苦的，就是工人和農民。知識階級也不能安生求學，因為各種學校，都因缺經費而停閉了。除了內政以外，還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初到中國的時（候），首先由廣東、廣西進來，因而兩廣人民深感生活的貧困，於是就有洪秀全之流借基督教之名，煽動失業的農民起來反抗滿清。但不數年就（被）撲滅了。

　　然而，帝國主義由此乃發展由南方而北方。於是鴉片戰後，又有英法聯軍、甲午之戰。中國的門戶洞開，牆墉盡拆。而中國的貧弱乃大示於天下，然中國的官僚不知此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然，而以為科學老舊，乃改科舉為學校；又以為外國的強乃其火器的利害，於是改騎射為洋操。這就是中國改良的起源。而下層的人民更貧困了，農民的失業，教士的蠻橫，於是這些貧困而受壓迫的農民乃起唱「扶清滅洋」的口號，起了極大的暴動，可是不久就（被）撲滅了！自此以後，中國的地位乃更危險，外人日日（唱）瓜分共管之調，人民日日有生活的困苦，於是先覺的知識的資產階級乃起唱民主革命，至辛亥而爆發了。可是，這次革命又受帝國主義的阻礙，於是中國的革命至今不能成功，而成這樣的亂七八糟的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內亂。這次江浙戰爭，又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弄成內亂的一幕。這個時候，負有這時革命的責任的就是我們。我們在莫斯科的同志，應時時預備回國的決心。

　　但此時，負國民革命的使命的就是國民黨，然而國民黨中又因分子的複雜，又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商團，他們不但不做革命，反而要做反革命，破壞革命的事業。這樣看來，國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餘只有我們了。然而我們的黨，又很幼稚，人數又很少，如何能負這種重大的責任！因此，我們不得不擇其最要的工作和最要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工作重心地大約有四：①廣東，②上海，③漢口，④京津。

　　在廣東方面，有一點活動的自由，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廣東。在此，應注意工人和農民，尤要注意的（是）軍隊〈中〉，所以我們（要）注意（在）軍官學校中活動。

　　上海是中國（工）業的集中地，我們同志也多，那裡不必多說。

　　漢口，也是工人集中地，兵工廠都在那裡，但因直系壓迫之下，所以我們沒有大活動。

　　北京人口有四十萬，但工廠很少，所以工人只有非生產的洋車夫、大糞夫、印刷工人而已。但北京同志太少活動，所以雖少的工人也沒有吸收，況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之下，也不容易做工（作）。天津也是工業區，但我們去工廠中運動，就遭「曹家」的壓迫，所以也沒有成績。

　　但我們過去的工作，大半在表面上，結果只是空虛而沒有基礎。我們並不是不做表面的工作，不過這種工作，只要我們的黨中央發出一種口號，指定少數人去做就夠了。我們以後要做的，特別是基礎上的工作，主要的：①鐵路工人，②礦山，③海員，④紡績。這些無論在政治上、財政上，均有很大的意義。

　　現在我們此地的訓練的意義：

　　一，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團體。我們的團體是全被壓迫的民族的先驅，我們的革命是為全人類的，所以我們的犧牲是值得的。因此我們來此，是學習革命的，並不是留洋留學求博士的。我們的責任這樣的重大，所以我們應以團體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團體。

　　二，我們要認清我們的黨和黨綱。我們的同志，在党中做過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許多不明白我們的黨和黨綱，這是很危險的。我們要明白我們的黨綱是科學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們的黨是光明正大的。

　　署名：李大釗

　　楊介臣記錄

　　《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

　　1924年10月30日

　　【注釋】

　　[1]題解　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成立後，其學生人數：1921年622人，中國學員36人；1922年933人，中國學員42人；1924年1015人，中共黨員人數占9%。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熊雄、劉伯堅、蕭三、蔡暢等都曾在此校學習。研究中國問題，為該校課程之一。此講是李大釗在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第七次大會上的報告，由袁子貞主持，楊介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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