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孫、吳兩氏統一中國的方策與《北京週報》記者的談話|李大釗

就孫、吳兩氏統一中國的方策與《北京週報》記者的談話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在上海最先會見了孫文先生。孫先生首先從北上問題[2]談起，他認為如若能恢復民國八年的國會[3]，又能恢復當時的非常總統，我的北京之行也許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國六年的國會[4]恢復了，我本人就連打破這「六年國會」、恢復「八年國會」的一點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須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了。對中國處在如此混亂狀態之下的這種局面，我時常在考慮解救它的方法。我以為應恢復合法的國會、護法總統、護法政府，與此同時使中央在事實上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以此來削弱各督軍的勢力，這是促進統一的最好方法。我決不承認現在這樣的督軍割據的聯省自治，應當一面採取集中兵力於中央的辦法，一面擴大縣的自治權力，從而削弱現有督軍的權力。

　　在逐步加強兵力於中央來實現全國統一的同時，緊接著就需要組織強有力的政黨，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組中國國民黨，使本黨能有更多的工人參加進來。這樣經過改組後的大政黨，一方面要討論政治手段的運用，作一般政黨應作的工作；另一方面為了謀求社會的根本改革，還要努力喚起民眾的覺醒，歸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個群眾革命的先鋒組織。總之，我國在近期內，想要依靠短暫的統一來實現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現實的，除了四萬萬民眾的覺醒和真正的群眾性的改革之外，別無他途可尋。

　　在上海作了短暫停留之後到了洛陽。回到這裡後聽到種種風言風語，說什麼奉、直還將再戰，吳佩孚要移駐鄭州等等，但在洛陽期間一點兒也看不出有這種跡象。至於移兵鄭州一事，將來怎樣無法預測，但在近期內確實沒有這方面的動靜。眼下吳氏正在熱心地實踐他那前些時剛剛公佈的兵工政策，早上五點前就全體起床出動操練到七點，然後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樹。吳氏說：如果孫文先生肯出任兵工會的會長，那麼他自己願意擔任副會長，率領現有的數十萬士兵開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帶去開荒種地。另外，孫、吳兩氏還就前幾天報上披露的，近日剛剛收到的徐樹錚致吳佩孚論述統一方策的信談了他們的意見。

　　下面將就此談談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聯省自治或聯邦制度，作為制度本身不一定就不好，然而像現在這樣有督軍在各地實行割據的情況之下，要想直接實行這種辦法那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中央必須備有強大的兵力，然後依靠這種力量削弱各省督軍的武裝，與此同時還要承認縣的自治權力並不斷發展這種權力，這才是最上策。在這一點上孫、吳兩氏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然而，當一接觸到如何向中央集中強大的兵力，又如何去削弱各督軍的權力時，就感到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了。現在我國的形勢與日本相比較，很像明治維新當時的狀況，不過日本當時確實有過真正的軍閥，這就是被稱為長州、薩摩這樣強有力的藩主，這些藩主協同一致推翻幕府，也就是推翻了支持軍人的那些藩主，把國家政權從「武家」手裡奪取過來。但在我國並沒有這樣真正的軍閥，在現有掌握兵權的人們當中，幾乎沒有任何人願意把政權從軍人手中移交給人民，把自己也變成人民中的一員參加進去。看來，我國的現狀倒不在於因有軍閥而苦惱，苦惱的倒是沒有真正好樣的軍閥。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沒有這種真正的軍閥，倒可能相對地加快統一的步伐。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國能稱得上是軍閥的人們，即那些被稱為督軍、師長的人們，都不是真正的軍人，只不過是一介商人而已。一個普通的商人只能從倒賣商品中取得盈利，而督軍之類的特種商人，卻是通過培植個人權力和在權力所及的範圍內收取苛捐雜稅的辦法謀取私利，因而對他們來說，維護權力並不是主要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所佔有的權力謀求個人的利益。倘若一般的民眾都覺悟起來，使他們覺得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撈取利益了，那他們就會馬上離開那個職位。就像王占元之流，當他把數百萬（據傳如此）家產弄到手之後，一旦發覺再像以往那樣撈錢已十分困難時，便立即離開了他的職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因此，只有動員民眾起來反對各督軍等盤剝私利，這才是削弱督軍權力最有效的方法。不過發動民眾並不那麼容易，這裡也還有另一種方法，那就是用財政手段使督軍失去養兵的力量。向來只要中央政府的財政稍有結餘，就被各督軍取走，所以不管有多少錢，中央總是要陷在財政艱難的困境中，加上因各省督軍的權勢不見削弱，因而各國雖然幾次答應貸款，僅只停留在反復表態上，據說大宗貸款是不會答應的。現在已與幾年前大不相同，只要中央能有數千萬的收入，把各督軍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裡是不難辦到的。就是說現有各督軍，凡他們自己所能籌集到的軍費都由自己籌集，每個師團都要有幾個月以至十幾個月的缺額，如果明確規定這些軍費由中央來支付，那麼各地的士兵必將拉起隊伍向中央集中。到了那時，各地督軍會不會因害怕自己兵員的減少，去謀求軍費自給來挽留其兵士呢？正如前面說過的，各督軍既然作為一介商人而存在，就決不會把已經裝進腰包的錢再倒出來。假如今後督軍割據的狀態再繼續十幾年，那時的情況會怎樣？雖不可確知，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一些督軍由於深知自己將會當不成軍人，所以絕對不會把中飽私囊的財物再吐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各督軍的兵力自然要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漸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時，就可以對其一部分加以真正的軍事訓練，成為中央的軍隊，而將其餘的大多數用於開墾、礦山等使用，這樣一來統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來就只有東三省和廣東的問題了。可以想見，只要中部地區的各種力量都集中於中央一處，就不會有什麼力量能與之相抗衡。然而，實行這一計劃如果沒有數千萬元的資金，也就只能作為一紙空談而告終。我們應當採取的，只能是逐步實施的辦法，必須首先喚起民眾的覺醒，然後還必須依靠民權運動的力量來削弱督軍的勢力。目前各地的工會組織已在考慮這一問題。商會、農會等雖還未形成公開的運動，但由於各地捐稅過重，又都深受軍人之害，只要對此持反對態度，運動一經發動，就有可能輕而易舉地把督軍們趕下臺，而且由於各地深受軍人飛揚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個統一政府的出現，世界各國也都盼望中國有一個統一的政府。這些希望之變成現實，也許要花費一些時間，但統一政府的出現已是必然的明顯的事實，我們應為它的出現而努力。

　　署名：北京大學教授　李大釗

　　《北京週報》（日文）第33號

　　1922年9月17日

　　【注釋】

　　[1]題解　1922年8月29日、30日，李大釗參加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別會議。會後，在滬與孫中山會談，並首先以共產黨員的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9月8日，李大釗由上海到洛陽訪問，11日返京。

　　此文發表時原編者按：「李氏利用暑假遊覽上海、洛陽等地，會見孫文、陳獨秀、吳佩孚及各地的工人等，于十二日夜返抵北京。翌日，他向訪問的記者就與孫、吳兩氏會見時談及中國統一方策問題發表了下述意見。」原文為日文，由韓一德譯、穆傳金校，載於《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北上問題　邀請孫中山北上，是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於1922年5月直、奉戰爭勝利後提出的。曹、吳打出恢復法統、統一南北的旗號，宣佈恢復張勳復辟時脅迫總統黎元洪解散的第一屆國會，並迎黎元洪複職，迫總統徐世昌退位。6月11日，吳佩孚電邀孫中山「息爭北上」。8月13日，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由廣州抵滬。17日，曹、吳代表到滬聯絡。18日，曹錕又致電孫表示：「歡迎北來，共商國是。」但孫中山經周旋審度，決定不予接受。

　　[3]「民國八年的國會」　系指廣州護法國會。1917年6月，張勳脅迫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段祺瑞在擊敗張勳恢復民國後，卻並不恢復被解散的此屆國會，而是籌劃另組新國會。孫中山號召原國會議員南下，進行護法鬥爭。1917年8月25日，蒞粵議員組成廣州護法國會舉行非常會議，並建立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軍政府。1919年1月，此國會又議決將軍政府改名為護法政府。此國會初因不足法定人數稱非常會議，後增補人數稱正式國會一屆二期常會（一屆一期系指被袁世凱解散之前的國會，袁死黎繼任後恢復的國會稱二期，廣州繼之）。1922年直、奉戰爭直系勝利後，曹、吳標榜恢復法統，此第一屆國會於8月1日又第三次恢復，舉行一屆第三期常會。

　　[4]「民國六年的國會」　系指1917年6月張勳率兵進京所解散的國會，即民國第一屆國會，亦稱舊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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