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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


  (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

  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精神上已不能團結,經濟上也不能維持,看看有消滅的樣子。我的意見有一半和適之相同。他說應該取純粹的工讀主義[2],不要別掛新生活的招牌。我想這話不錯。我以為在都市上的工讀團,取共同生產的組織,是我們根本的錯誤。都市的地皮、房租這樣富貴,我們要靠資本家給勞動者的工資和商賣小業的蠅頭,維持半日讀書半日作工的生活,那裡能夠?……我覺得工讀團要想維持,還是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實行一種新生活的人,可以在鄉下購點價廉的地皮,先從農作入手。

  附:陳獨秀在本文篇末的附注

  這一段是我從李先生給我的信上摘錄下來的。

  獨秀附識

  署名:李守常

  《新青年》第7卷第5號

  1920年4月1日

  【注釋】

  [1]題解 本篇原為給陳獨秀信中內容的一部分,由陳獨秀摘錄加上題目在《新青年》第7卷第5期上發表。同時在《工讀互助團問題》一欄發表文章的尚有胡適、戴季陶、王光祈、陳獨秀四人。「工讀團」,即工讀互助團,由王光祈於1919年12月初發起,得到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等的支持,于1920年元旦前後正式成立活動,分四個組,共50餘人。主要從事辦食堂、洗衣、印刷裝訂、制墨水、漿糊等生產勞動。團員「在一處共同工作」,所得為「團體共有」,生活「皆由團體供給」,認為這是「新社會的胎兒」,以實現「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但因經濟、團結等原因,僅存在約三四個月即無法再堅持下去。本文是對此事失敗原因的一個探討。

  [2]純粹的工讀主義 「純粹的工讀主義」,是李大釗對於胡適文章中主張內容的簡單概括,而在胡適的文章中是並沒有這個提法的。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為什麼辦不下去?胡適認為:「根本大錯就在不忠於工讀兩個字。」「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而「並不注重工讀」,只做「工」的計劃,而不做「讀」的計劃。他只「希望用組織來行極平常的工讀主義,並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胡適所謂「極平常的工讀主義」,是指他在國外所「見慣」的「半工半讀」,也就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他所不贊成的「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則是指王光祈等發起人所搞的那種作為新社會理想的所謂共勞、共產、共享的那種組織和生活。對於胡適的主張,李大釗只贊成他前一半,這就是那「極平常的工讀主義」,而且,其應用的範圍也只限制在「都市」中,而不贊成胡適否定試驗新理想的後一部分。李大釗認為,如果有人「欲實行一種新生活」,也就是共產主義「新村」式的新生活,仍然可以「在鄉下」,「從農作入手」去進行試驗。李大釗這種肯定進行新理想試驗的主張,還見於他《再論問題與主義》及《美利堅宗教新村運動》等文章中。而陳獨秀、王光祈的文章則不但反對胡適的主張,而且也反對李大釗的主張。即認為即使是在城市也仍然可照原計劃實行;實行之所以搞不下去,只是人的意志、習慣與覺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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