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李大釗

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裡過人的生活，我們決不把他認作私有物，拒絕他人。但是強盜政府們要根據著秘密外交拿人類正當生活的地方，當作他們私相授受的禮物，或送給那一個強盜國家、強盜政府，作擴張他那強盜勢力的根據，無論是山東，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我們都不承認，都要抗拒的。我們反對歐洲分贓會議[1]所規定對於山東的辦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

　　這回歐戰完了，我們可曾作夢，說什麼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後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或者有點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

　　威爾遜[2]這位書生，天天在那裡對那些強盜說「正義」、「人道」的話，組織「國際聯盟」哪，希望「永久平和」哪，這真是對牛彈琴。只落得那些強盜們對他瞪眼，他自己也是對他們嘔氣，希望他的人灰心。

　　威爾遜君！你不是反對秘密外交嗎？為什麼他們解決山東問題，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倫敦密約[3]，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某某軍閥間的秘密協定[4]？須知這些東西都是將來擾亂世界平和的種子。像這樣的平和會議，那有絲毫價值！人家為保障一國的強盜權利，還有退出和會的決心勇氣，你為保障世界平和，貫徹自己的主張，竟沒有退出和會的決心勇氣。你自己的主張計畫如今全是大炮空聲，全是曇花幻夢了。我實為你慚愧！我實為你悲傷！

　　常向我們說和我們有同種同文的情誼的日本人啊！你們把這塊山東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於你們民族的生活上有什麼好處？添什麼幸福？依我看來，也不過多養活幾個醜業婦、無賴漢、嗎啡客，在人類社會上多造些罪惡，作些冤孽，給日本民族多留些恥辱的痕跡罷了。這話並不是我太刻薄，試一翻日本人的移民史，那一處不是這幾色人先到？除去這幾色人還有什麼人？——那背包賣藥的還是第一等的——在這等地方的商人、紳士、官吏、軍人，也都漸漸丟失了他們的人性，只增長他那殘暴、狡詐、嫉妒、貪淫的性質。結果更要鞏固國內軍閥、財閥的勢力，來壓制一般人民，永遠不能翻身。這又何苦呢！

　　我們歷來對外的信條，總是「以夷制夷」[5]；對內的信條，總是「依重特殊勢力」[6]。這都是根本的大錯。不知道有幾多恥辱、哀痛、失敗、傷心的陳跡，在這兩句話裡包藏。而從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點、惰性、狡詐、卑鄙，都從這兩句話裡暴露出來。這回青島問題，發生在群「夷」相爭，一「夷」得手的時候。當時我們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時[7]，也不過一時受些苦痛有些犧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點正義人道的援助。那時既低聲下氣，今日卻希望旁人援手，要知這種沒骨頭沒志氣的人〈民〉，就是正義人道昌明的時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幫助，況在強盜世界的裡面，更應該受點罪孽。我們還在這裡天天做夢，希望他人幫助。這種喪失自立性的恥辱，比喪失土地山河的恥辱，更要沉痛萬倍！

　　大家都罵曹、章、陸這一班人為賣國賊，恨他們入骨髓，都說政府送掉山東，是我們莫大的恥辱，這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是我們莫大的仇敵。我卻以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樣簡單的。這作惡的人，不僅是曹、章、陸一班人，現在的世界仍然是強盜世界啊！日本人要我們的山東，政府答應送給他，都還不算我們頂大的恥辱。我們還是沒有自立性，沒有自決的膽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個大字下討一種偷安苟且的生活，這真是民族的莫大恥辱啊！日本所以還能拿他那侵略主義在世界上橫行的原故，全因為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那麼，不止奪取山東的是我們的仇敵，這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啊！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我們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強盜世界，
　　不認秘密外交，
　　實行民族自決。

　　署名：常

　　《每週評論》第22號

　　1919年5月18日

　　【注釋】

　　[1]歐洲分贓會議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1919年1月18日至6 月28日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會議，史稱巴黎和會。參加會議的有美、英、法、日、意等27國，中國作為戰勝國也派代表團參加。會議為美、英、法三國所操縱，成為少數列強重新瓜分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會議。會上不顧中國代表的正當要求，無理地把戰前德國侵略山東所得的權益，又轉交給日本。

　　[2]威爾遜（1856—1924）　民主黨人，曾任律師、大學教授、校長、州長，1913—1921年任美國總統。1917年4月對德宣戰，次年1月倡議建立國際聯盟，並提出結束戰爭的14點綱領，其中包括反對秘密外交、主張民族自決、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等內容，使當時的中國人抱很大希望。但在巴黎和會上，他並未堅守承諾，而向日本讓步妥協，犧牲了中國的利益。

　　[3]倫敦密約　在巴黎和會期間，日本代表于1月27日的美、英、法、日、意的「五強」會議上突然宣佈：英、法、意於1917年2月與日本已簽訂秘密協定，保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支持日本有關德國在山東權利的處理主張」。這就是所謂的「倫敦密約」。日本靠此密約，獲得英、法、意的支持，同時，亦使中國指望其幫助的美國陷於孤立。

　　[4]軍閥間的秘密協定　指1918年9月24日中國段祺瑞政府與日本政府換文的一項秘密協定。該協定向日本借款（西原借款之一）以修建濟（南）順（德）、高（密）徐（州）兩條鐵路，並將這兩條鐵路的全部產權和收入作抵押。日本還提出關於山東問題的七點「建議」，要求於青島、濟南駐軍，膠濟鐵路由中日兩國合辦，鐵路巡警隊及重要車站聘用日本人等。對於日方的要求，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答覆說「欣然同意」。在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又向美、英、法、意代表透露了這一「秘密協定」，成為日本繼續侵佔山東的一個重要藉口。

　　[5]「以夷制夷」　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反對有些官員提出的繼續「封關禁海」的主張，認為那樣做是「良莠不分」。他提出：「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此後，李鴻章為執行此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使俄前曾說：「聯絡東洋，牽制西洋，是此行要策。」此政策意在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與在華的利害衝突，互相牽制，造成「均勢」，以求自保。此政策在某種情況下也曾起到某些作用，但其立足點是依賴外力，把中國的命運寄託於別國的利害之上，故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自主與自立的問題。

　　[6]「依重特殊勢力」　這是民國初年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進行鬥爭的一種策略。所謂「特殊勢力」，是指擁有槍桿子而又軼乎政治軌道以外的那種勢力，其主要代表首先是袁世凱。當時，張嘉森向梁建議：「森以為下手之方，在聯袁而已」；「借其勢力以發展支部於各省」。梁啟超說：「吾黨一面既須與腐敗社會為敵，一面又須與暴亂社會為敵。彼兩大敵者，各皆有莫大之勢蟠亙于國中。」梁啟超認為，「暴亂派」也就是革命派是「第一敵」，應「注全力以與抗」；而以「腐敗派」也就是袁派勢力為「第二敵」，應採取「暫時稍為假借」。梁啟超的這種「假借」，是造成袁腐敗勢力猖狂復辟與革命勢力受挫的一個重要原因。李大釗認為這種「對內的信條」，與「以夷制夷」的「對外的信條」一樣，都暴露了中國民族性的弱點。

　　[7]作了比利時　比利時是德、法之間的一個小國，也是中立國。1914年7 月29日德皇威廉二世向比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德軍自由通過比境去進攻巴黎，被比拒絕。8月4日，德軍入侵，比全國軍民奮起抵抗，堅持達20日之久，使德軍計劃受挫。由此，比民族被認為是英雄的民族。李大釗認為在侵略強權面前，即使「作了比利時」，也是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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