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演會之必要|李大釗

講演會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今日為神州學會[1]第一次特別講演大會，記者不敏，忝為會員中之一人，願於本報乞得余白，以略論講演會之必要。

　　今世國家之基礎，必築造于國民精神知能之上，始能鞏固不磨；而國民之精神知能，尤必賴有淵深高遠之理想，涵注于普通的、通俗的學術之研究，以熔鑄而陶冶之，始克達于高尚健全之域。今欲事此，徒仰恃乎一二碩學名宿之閉戶著書，或有數學校庠序之開壇設講，絕不能奏其全功。蓋此之研究講演，效之所及，終為專而不普，深而不流，可以窺奧理而不足以啟流俗，可以精一科而不足以應萬便，此文明國之通都大邑講演會之開設，所以風行于時也。茲將講演會之所長及其必要，約述于左：

　　一、講演會之效力，非部分的，乃普及的也。學校之授課，名流之著書，其功用僅足以開發智識，在中流以上之人，或在一定求學時期之人，其他普通眾庶之既不能企於高深，複無暇長期求學者，其于智識之要求，學校舉不足以應之。苟隨時有講演會以濟其窮，以補其缺，則學校以外之人，亦得浴智識上之惠利，而各滿志以去。此其利一。

　　一、講演會之效力，非機械的，乃活用的也。近世科學之發達，分科日臻於繁備，同時與他科亦生不能聯貫、不能匯通之弊，而呈機械之觀。吾人在學校中所習之科學，其興趣往往視講演會中為淡泊，蓋以一為機械的，一為活用的故也。此其利二。

　　一、講演會之效力，非專門的，乃常識的也。講演會固有專研一科者，以例舉之，如日本東京之社會學院，每歲所開之講演會，即屬此類，專以講演關於社會學之問題為範圍，茲當別論。而若普通之講演會，則以注輸常識為的志，斯不限於學校以外之人，即在學校肄業之青年，習文科者或於理科上之常識較貧，習理科者或于文科上之常識較弱。居今日複雜龐遝之社會，各人所需智識之類量亦與之俱增。講演會之利益，存於此者不少也。此其利三。

　　一、講演會之效力，非固定的，乃應時的也。方今世變極矣，吾人日常所聞睹之政治的、社會的、學藝的、思想的種種變動，罔不與吾民族運命、個人生活，有莫大之影響。而欲應茲世變，以有所雲為，乃不可無相當之智識。講演會即因時事問題、社會狀態，或為演述，或為批評，以空玄之理想，枯燥之事實，活用於人生之實質，而充滿其內容。俾聞之者增無限之趣味，得之者獲較豐之效用。此其利四。

　　以上所陳，多就知識一端立言，至於國內名流，異邦學者，吾人常於典籍報章，習聞其名，習知其說，而以未接顏色，不聞謦欬為憾者，正複不少。一旦逢有機會，開講演會請其蒞席，名流數輩，濟濟一堂，其言論丰采，氣宇態度，皆為其人格之暗示，每足與吾人以感化力，而潛移默化，以高其志趣，闊其胸襟。且立憲國民之運動，當以演說壇為惟一之戰壘。吾雖驟未至此，吾儕立憲的青年，固不可不於今日為相當之準備，相當之修養。此類講演既足倡講學之風，又足助演說之興，其功用及於人格之感化，國民之修養者，亦非淺鮮矣。願名流碩宿熱心講演，願青年學子踴躍赴會。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8日

　　【注釋】

　　[1]神州學會　1915年冬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成立的團體，總部設于東京，以「研究學術，敦崇氣節，喚起國民自覺，圖謀國家富強」為號召，以分科研究、舉行演講及編撰書報三項為主要會務。李大釗是該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後會中成員歸國者多集於北京，遂在北京設立神州學會分會。李大釗此文中所提到的1917年4月8日的「神州學會第一次特別講演大會」，據1917年4月4日北京《晨報》上所發的廣告，於8日下午1時至6時在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湖廣會館舉行，講演人及講演題目分別為：蔡孑民：《以美育代宗教說》；湯化龍：（未定）；李石曾：《學術之進化》；張溥泉：《法儒紀約之道德觀》；陳獨秀：（未定）；章秋桐：（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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