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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吉野作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拜啟:

  賜下《黎明講演集》均收閱,謝謝。

  此次敝國的青年運動,實在是反對侵略主義、反對東亞的軍閥,對於貴國公正的國民絕無絲毫的惡意。此點願貴國識者賜以諒解。惟不幸而因兩國外交紛爭問題表現之,誠為遺憾千萬。尊論正大公明,當酌為發佈,示之國人。我等日日禱望黑暗的東方發現曙光,故亦日日禱望軍閥的日本變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變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變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兩國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攜,改造東亞,改造世界。

  尊議兩國大學的教授學生間應開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頃商之敝校教授,均極贊成。惟詳細辦法,須俟蔡校長回校後,始能議定。至時當詳函以告。

  陳獨秀②先生因發佈《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論,遙為聲援。

  吉野博士

  李大釗

  六月十五日③

  ①吉野作造 (1878—1933),曾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教師,回日後在東京帝國大學法科講授政治史。1910—1913年遊學歐美,1919年2月與福田德三、今井嘉幸等組織黎明會,宣傳民本主義。其《黎明講演集》曾贈與李大釗。北京《晨報》1919年6月18、19日連續以《吉野博士之我國最近風潮觀》為題,報道他與李大釗的聯繫及對於五四運動的有關評論。其中說:「茲覓得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學某君書摘譯于左。」所說「某君」,應即指李大釗。吉野信中認為,五四運動「畢竟帶有排日的色彩」,李大釗此信及1919年10月12日《在〈國民〉雜誌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均予辯駁。關於中日兩國教授、學生間的交流聯繫,1920年5月,由高一涵、黃日葵等組成的代表團赴日訪問;隨後,日方亦有代表團到北京大學訪問。

  ②陳獨秀 (1880—1942),字仲甫,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雜誌主編。1919年6月11日陳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其本人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被北京警察廳和步兵統領衙門的便衣密探逮捕,因各方聲援營救,北京政府被迫於9月16日將陳釋放。

  ③此信寫於19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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