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國外民歌》譯序

《國外民歌》譯序

　　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後，我與尹默在北河沿閑走著，我忽然說：「歌謠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們何妨徵集一下呢？」尹默說：「你這個意思很好。你去擬個辦法，我們請蔡先生用北大的名義徵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將章程擬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隨即批交文牘處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廳學校。中國徵集歌謠的事業，就從此開場了。

　　此後幾年中，不但北大方面所得的成績很可觀，便是一般的報章雜誌上，也漸漸的注意到了這一件事，單行的歌謠集，也已出了好多種。現在若把這些已得的成績歸併起來，和別種學科已得的成績相比較，誠然還是渺小到萬分。但是，它還只有了八九年的生命，它在這八九年中已能在科學中爭得了一個地位，能使一般人注意它，不再像以前一樣的蔑視它，這也就可以算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了。

　　研究歌謠，本有種種不同的趣旨：如顧頡剛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類；魏建功先生研究吳歌聲韻類，又是一類；此外，研究散語與韻語中的音節的異同，可以另歸一類；研究各地俗曲音調及色彩之變遞，又可以另歸一類……如此等等，舉不勝舉，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題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點，可始終是偏重在歌謠的文藝方面的。

　　說到文藝這一件事，可就不容易說出具體的理論來了。乾脆的說，文藝的欣賞完全是主觀的！你說它好，就是好；你說它不好，就是不好。你要在這好與不好之間說出種種道理來，亦許也能說得很對；但這所謂對，也只是你所說的別人不以為非，換句話說，便是你的主觀，偶然有多少和別人的主觀相合；而就全體說，終還是你自己的主觀，終還有許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見。

　　何以呢？因為我們要在某一種事物上作理論的推斷，我們所用的是理智。而理智這東西，卻只能用在有理智的事物上；換句話說，理智是幾何性的東西，我們只能把它用在幾何性的事物上。譬如你要說明什麼是圓，什麼是三角，你只須稍稍用一點工夫，就可把它的界說規定得明明白白；到規定明白了，你就可以說圓與三角所具的條件應當怎樣，合條件的就對，不合條件的就不對。至於文藝，它根本就不是理智的，是情感的。你盡可以天天說著「好」、「壞」、「美」、「醜」等字，你斷然沒有方法把它的界說規定得和圓與三角一樣明白。既然連界說也無從規定起，討論起來，當然就不能有什麼客觀的標準，只能看作品中的情感，與我自身的情感是互相吸引的或者是互相推拒的！是吸引的就叫做好，叫做美；是推拒的就叫做壞，叫做醜。

　　若然我這一分話還算說得不大錯，那麼我就要大膽說一說我自己對於文藝上的見解了。許多人把文藝中寫實派與浪漫派的消長與衝突，看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我，卻並不覺得有什麼重要。我對於兩派中的好作品，都能欣賞；假使是不好的，我也斷不因其屬某派而加以偏袒。但是我的見解也並不就這樣的中庸，我也有我的偏見。我這偏見簡單說來，是愛闊大，不愛纖細；愛樸實，不愛雕琢；愛爽快，不愛膩滯；愛雋趣的風神，不愛笨頭笨腦的死做。因此，我不愛六朝人的賦而愛《世說新語》及《洛陽伽藍記》；不愛蘇東坡的策論而愛他的小品，不愛杜甫而愛李白；不愛李義山而愛李長吉；愛詩不愛詞，因為詞有點「小老婆」氣（這是就最大多數的詞說）；愛古體詩及近體絕詩而不愛律詩，尤其不愛排律，以為讀一首三十韻的排律，勝如小病一場！

　　這樣的見解完全是個人的氣稟造成的，不但不知我的人不能與我苟同，便是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斷然不能與我一鼻孔出氣，即如尹默，他對於我所說「詞像小老婆」這一句話，也不知提出了幾次的抗議。當然，他與我每抬一次杠，我對於詞就可以增進一分的瞭解；但是直到現在，我總還不能愛詞和愛詩一樣，這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

　　我不但對於文藝，對於自然界的景物也是如此。我愛看的是真山真水，無論是江南的綠疇煙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來是一樣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罷了。至於假山假水，無論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總覺不過爾爾。因此我不大喜歡逛花園。即如北海，在公園中也可以算得數一數二的了，但在我腦筋中，總留不下一些影子，倒不如什刹海的秧田一角，陶然亭的蘆荻翻風，使我想到了就不禁悠然神往。我對於花的觀念也是如此。無論是怎樣不值錢的小花，只須是以自然的姿度生長在野外的，在我總認為無上的美。若然種到了園庭裡，或者更不幸，種到了小盆裡，那就算了罷！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一個個的帶著桎梏的小罪犯，還能引得起什麼美感呢？

　　因為我的性情是如此，所以我的愛賞歌謠，就可以說是極自然的趨向了。我並不說凡是歌謠都是好的，但歌謠中也的確有真好的，就是真能與我的情感互相牽引的。它的好處，在於能用最自然的言詞，最自然的聲調，把最自然的情感發抒出來。人類之所以要唱歌，其重要不下於人類之所以要呼吸，其區別處，只是呼吸是維持實體的生命的，唱歌是維持心靈的生命的。

　　所以人當快活的時候要唱歌，當痛苦的時候也要唱歌；當工作的時候要唱歌，當休暇的時候也要唱歌；當精神興奮的時候要唱歌，當喝醉了酒模模糊糊的時候也要唱歌；總之，一有機會，他就要借著歌詞，把自己的所感所受所願所喜所冥想，痛快的發洩一下，以求得心靈上之慰安。因此，當私塾先生拍著戒尺監督著兒童念「人之初」的時候，兒童的心靈是泥塞著；到得先生出了門，或者是「宰予晝寢」了，兒童們唱：

　　人之初，鼻涕拖；
　　性本善，捉黃鱔……

　　這才是兒童的天性流露了，你這才看見了兒童的真相了。

　　村夫野老遊女怨婦們所唱的歌，也就像兒童們趁著先生瞌睡的時候所唱的「鼻涕拖」、「捉黃鱔」一樣。譬如就男女情愛這一件事說，他們也未嘗沒有聽見過「周公制禮」這一類的話，但他們全不在意，以為這只是大人先生們鬧的玩意兒，於他們沒有什麼相干；他們當著大人先生的面當然不敢「肆無忌憚」，背了大人先生可就「無郎無姐不成歌」了。在別件事上，他們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愛怎麼唱就怎麼唱。他們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怕；他們真有最大的無畏精神。好在世間只有文字獄，沒有歌謠獄；所以自由的空氣，在別種文藝中多少總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謠中卻永遠是純潔的，永遠是受不到別種東西的激擾的。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歌謠之構成是信口湊合的，不是精心結構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於求名，更不在於求利，只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個人的情感自由抒發。而這有意無意之間的情感的抒發，正的的確確是文學上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因此，我們在歌謠中，往往可以見到情致很綿厚，風神很靈活，說話也恰到好處的歌辭。例如雲南個舊有這樣的一首山歌：

　　熱頭要落又不落，（熱頭，太陽也）
　　小妹有話又不說；
　　小妹有話只管講，
　　熱頭落坡各走各。

　　（《歌謠週刊》四十號，張四維先生采輯）

　　這真悲愴纏綿到萬分了。我常說：這二十八個字，可以抵得過一部《紅樓夢》。再如北方通行的「小小子兒，坐門墩兒」一章歌，在一般人看，並不覺得有什麼稀奇，我卻以為自古以來，從沒有什麼文字能把北方小兒的神情聲色描繪得這樣逼真的。再如五據牛窯子（在內蒙古西南部）有這樣的幾句：

　　世上有四大寬滔：
　　穿大鞋，
　　放響屁，
　　河裡洗臉，
　　校場裡睡。

　　（法人JosephvanOost采輯）

　　在文字上，雖然並不見得怎樣的美，然而西北荒原中的野蠻的闊大精神，竟給它具體的表現出來了。但是何以能表現得這樣好的呢？這又要回說到歌謠的根本上：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並不像文人學士們的有意要表現。有意的表現，不失之於拘，即失之於假。自然的流露既無所用其拘，亦無所用其假，所謂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這就是文學上最可貴，最不容易達到的境地。

　　歌謠在這一方面，能把人事人情表現得如此真切，在另一方面，它又並不膠粘在人事人情上，它也能有很超脫很奇偉的思想。例如我們江陰小孩兒所唱的這一章歌：

　　亮摩拜，（亮摩，月亮也）
　　拜到來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錢銀子買只大雄鵝，
　　飛來飛去過江河。
　　江河過邊姊妹多，（過邊，那邊也）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是直到現在還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的。外如《綿州歌》：

　　豆子山，打瓦鼓。
　　陽平關，撒白雨。
　　白雨下，娶龍女。
　　織得絹，二丈五；
　　一半屬羅江，
　　一半屬玄武。

　　（楊用修送餘學官歸羅江詩借用）

　　和《送金娘歌》：

　　金娘金娘誰家女？
　　皇帝是我兄，皇帝是我弟，
　　皇帝是我娃，
　　皇帝是我爹，
　　皇后我姊妹，
　　皇后我妯娌，
　　皇后我嫂嫂，
　　皇后我娣娣。
　　送娘送到那方去？
　　送娘送到那家裡？
　　那方不南又不西，
　　那家不娃又不妻，
　　那個人兒黃面又黃須，黃冠又黃衣。
　　那個娘兒作大姬？
　　那個娘兒作小姬？
　　今夜小姬哭，
　　明朝大姬啼。
　　那個娘兒是大妃？
　　那個娘兒是小妃？
　　大妃當捉犬，
　　小妃當捉雞。
　　金娘金娘十萬八千里！

　　（見元初徐大焯所撰《燼餘錄》）

　　雖然字句上亦許已經受過了文人的修飾，而它那奇妙的結構，樸茂的氣息，還依然保存著。

　　若然我們覺得這種的作品是好的，我們在歌謠上用些采選的功夫，也就不算得白費了。

　　我把我所以要愛賞歌謠的原由大致說完了。但是，這種的原由完全是主觀的，完全是從情感上發生的，是並沒有理智上的保障的。與我見解不同的人，當然可以說我不對，我也當然沒有方法可以和他辯論。

　　我既然是個愛賞歌謠的人，自然不能專愛本國的，有時還要兼愛國外的。當我在國外的時候，雖然自己沒有能就地採集歌謠，而五六年中所搜羅到的關於歌謠的書籍，也就不在少數（當然，現在還繼續著搜羅）。回國以後，有時取出來看看，看到自以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語不大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兩章來。到翻得有了幾十首了，就印成小小的一本。這完全是我個人餘暇時的一種消閒工作，所以並沒有什麼通盤的規劃，也並不預定要出幾本，將來究竟能出到幾本，要看我的餘暇的時候多不多，興致好不好。在這個年頭，正可以悲歌當哭，且讓這第一本小書出了世再說罷？

　　一九二七，四，九，北京

　　（原載1927年4月16日《語絲》第127期，原題《海外民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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