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自序_學達書庫

自序

　　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喜歡弄筆墨，算到現在，可以說以文字與世人相見，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寫過了多少東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壞的，我自己說不出，當然也更沒有第二個人能於說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寫述，或由於一時意興之所至，或由於出版人的逼索，或由於急著要賣幾個錢，此外更沒有什麼目的。所以，到文章寫成，寄給了出版人，就算事已辦完。到出版之後，我自己從沒有做過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們借去看了不歸還，也就算了；小孩們拿去裁成一塊塊的折猢猻，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夾在廢報紙一起，積久黴爛，整捆兒拿去換了取燈，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應有之美德，無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在這上面總是沒有勁兒，總是太隨便，太「馬虎」：這大概是一種病罷？可是沒有方法可以醫治的。

　　我的第二種病是健忘：非但是讀了別人的書「過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過了三年五年之後，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懷疑：這是我說過的話麼？或者是有什麼書裡選用了我的什麼一篇，我若只看見目錄，往往就記不起這一篇是什麼時候寫的，更記不起在這一篇裡說的是什麼。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時代做的東西，有幾篇玄同替我記得爛熟，至今還能在茶餘酒後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誦，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過「似曾相識」而已！

　　因為有這「隨做隨棄」，「隨做隨忘」兩種毛病，所以印文集這一件事，我從前並沒有考量過。近五年中，常有愛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問：「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為什麼還不動手？」雖然問的人很多，我可還是懶著去做：這種的懶只是純粹的懶，是沒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為他們的問，卻引動了我的反問。我說：「你們要我印集子，難道我的文章好麼？配麼？好處在那裡呢？」這一個問題所得到的答語種種不同。有人說：「文章做得流利極了。」有人說：「豈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還有什麼，他卻沒有說出）有人說：「你是個滑稽文學家。」有人說：「你能駕馭得住語言文字，你要怎麼說，筆頭兒就跟著你怎麼走。」有人說：「你有舉重若輕的本領，無論什麼東西，經你一說，就頭頭是道，引人入勝，叫人看動了頭不肯放手。」有人說：「你是個聰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時有如微雲淡月，濃重時有如狂風急雨，總叫人神清氣爽；決不是粘粘膩膩的東西，叫人吃不得，嘔不得。」有人說……別說了！再往下說，那就是信口開河，不如到廟會上賣狗皮膏藥去！

　　雖承愛我的朋友們這樣鼓勵我，其結果卻促動了我的嚴刻的反省。說我的文章流利，難道就不是浮滑麼？說我滑稽，難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樣胡鬧麼？說我聰明，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功力麼？說我駕馭得住語言文字，說我舉重若輕，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學問，沒有見解，而只能以筆墨取勝麼？這樣一想，我立時感覺到我自己的空虛。這是老老實實的話，並不是客氣話。一個人是值不得自己的嚴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後，雖然未必就等於零，總也是離零不遠。正如近數年來，我稍稍買了一點書，自己以為中間總有幾部好書，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有幾部好書。不料，最近北平圖書館開一次戲曲音樂展覽會，要我拿些東西去湊湊熱鬧，我仔細一檢查，簡直拿不出什麼好書，於是乎我才恍然於我之「家無長物」。做人，做學問，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樣。若然蒙著頭向著誇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嘗不可以。若然絲毫不肯放鬆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壞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實並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結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過一粒米大。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叫人喪氣，從而連這一粒米大的東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卻是相反：我以為要是一個人能於做成一粒米大的東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氣。

　　話雖如此說，我對於印集子這件事，終還是懶；一懶又是兩三年。直到廿一年秋季，星雲堂主人劉敏齋君又來同我商量，而我那時正苦無法開銷中秋書賬，就向他說：「要是你能先墊付些板［版］稅，叫我能於對付琉璃廠的老兄們，我就遵命辦理。」劉君很慷慨的馬上答應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編了。但是，說編容易，動手編起來卻非常之難。這一二十年來大半已經散失的東西，自己又記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於是東翻西檢，東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飛機大炮緊壓到北平來了！政府諸公正忙著「長期抵抗」，我們做老百姓的也要忙著「坐以待斃」，那有閒心情弄這勞什子？唯有取根草繩，把所有的破紙爛片束之高閣。到去年秋季重新開始作刪校工作，接著是商量怎樣印刷，接著是發稿子，校樣子，到現在第一冊書出版，離當初決意編印的時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這部集子叫作「雜文」而不叫作「全集」，或「選集」，或「文存」，是有意義的，並不是隨便抓用兩個字，也並不是故意要和時下諸賢顯示不同。我這部集子實在並不全，有許多東西已經找不著，有許多為版權所限不能用，有許多實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討論語音樂律的文章，總共有二十多萬字，性質似乎太專門一點，一般的讀者決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為是。這樣說，「全」字是當然不能用的了。至於「選」字，似乎沒有什麼毛病，我在付印之前，當然已經挑選過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選，而且在各篇之內，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刪削。但文人通習，對於自己所做的文章，總不免要取比較寬容一點的態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總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盡力選擇，也未必能選到理想的程度。這是一點。另一點是別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決然不會一樣的。有幾篇東西，我自己覺得作得很壞，然而各處都在選用著；有幾篇我比較愜意些，卻從沒有人選用。甚而至於我向主選的人說：「你要選還不如選這幾篇，那幾篇實在做得不好。」他還不肯聽我的話，或者是說出相當的理由來同我抗辯。因此我想：在這一個「選」字上，還是應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標準呢，還是應以別人的眼光做標準呢？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如暫時不用這個字。說到「存」字，區區大有戰戰兢兢連呼「小的不敢」之意！因為存也者，謂其可存於世也。古往今來文人不知幾萬千，所作文字豈止汗牛而充棟，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藉曰存者，在我以為可存，然無張天師之妙法，豈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稱之為「雜文」者，謂其雜而不專，無所不有也：有論記，有小說，有戲曲；有做的，有翻譯的；有莊語，有諧語；有罵人語，有還罵語；甚至於有牌示，有供狀；稱之為「雜」，可謂名實相符。

　　語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決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於有得數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傳，那已是千僥萬幸，心滿意足的了。至於寸心得失，卻不妨在此地說一說。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裡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所謂「以手寫口」，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裡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什麼「結構」，「章法」，「抑，揚，頓，挫」，「起，承，轉，合」等話頭，我都置之不問，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對面談天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隱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喜歡開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甚而至於動過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罷，那就是壞處；反正我只是這樣的一個我。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但我並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幾天我和適之在孫洪芬先生家裡，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知行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我們翻了一翻，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著向適之說：「這是句好句子。」適之說：「怎麼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於不可講。」適之不以我說為然，我也沒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現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膽的說：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並不是好文章，而硬作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顆明珠，緊緊握在手中，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顆砂粒，甚而至於是個幹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緊握著，鬧得滿頭大汗，豈作笑話！我不能作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願作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作作可懂的文章，無論是好也罷，不好也罷；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我也只得自認為活該！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是隨著時代變遷的，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可與昔日之我挑戰。但所謂變遷，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生的自然的變化，並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當然，時代所走的路徑亦許完全是不錯的。但時代中既容留得一個我在，則我性雖與時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時代之偉大。否則，要是有人指鹿為馬，我也從而稱之為馬；或者是，像從前八股時代一樣，張先生寫一句「聖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著寫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這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完全殺死了，時代之有無，也就成了疑問了。好像從前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監差的，監押一個和尚，隨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雨傘一把，和尚頸上還戴著一面枷。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遺失，就整天的喃喃念著：「和尚，公文，衣包，雨傘，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著，把他的頭髮剃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移戴在他頸上，隨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裡去了！所謂「抓住時代精神」，所謂「站在時代面前」，這種的美談我也何嘗不羡慕，何嘗不想望呢？無如我不願意抓住了和尚丟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點而斥我為「落伍」，為「沒落」，我是樂於承受的。

　　把這麼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雲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這在我個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幾篇文章之收入，並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文章作得好，而是因為可以紀念著某一時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種經驗；或者是，因為可以紀念我對於文字上的某一種試驗或努力——這種試驗或努力，或者是失敗了，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麼成功而別人卻成功了；嚴格說來，這種的試驗品已大可扔棄，然對於我個人終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書按年歲之先後編輯，原擬直編至現時為止，合出一厚本，將來每次再版，隨時加入新文；後因此種方法，於出板［版］人及讀者兩方，都有相當的不便，故改為分冊出版，每三百餘面為一冊。

　　承商鴻逵兄助我校勘印樣，周殿福郝墀吳永淇三兄助我抄錄舊稿，書此致謝。

　　193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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