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釜集代自敘_學達書庫

代自敘

　　——作者寫給周作人君的信

　　啟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冊，乞兄指正。集中所錄，是我用江陰方言，依江陰最普通的一種民歌——「四句頭山歌」——的聲調，所作成的詩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單看一部《元曲選》，便有那麼許多的「萬言長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現在做這傻事：要試驗一下，能不能盡我的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裡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

　　我這樣做詩的動機，是起於一年前讀戴季陶先生的《阿們》詩，和某君的《女工之歌》。這兩首詩都做得不錯：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對於新詩的希望太奢，總覺得這已好之上，還有更好的餘地。我起初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經過多時的研究與靜想，才斷定我們要說誰某的話，就非用誰某的真實的語言與聲調不可；不然，終於是我們的話。

　　關於語言，我前次寫信給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寫出：「……大約語言在文藝上，永遠帶著些神秘作用。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於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最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佈的區域很小（可以嚴格的收縮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我們叫作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佈的區域的大小，和他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事。」

　　關於聲調，你說過：「……俗歌——民歌與兒歌——是現在還有生命的東西，他的調子更可以拿來利用。」（《新青年》八卷四號《詩》）這是我們兩人相隔數萬里一個不謀而合的見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陰方言和江陰民歌的聲調做詩的答案。我應當承認：我的詩歌所能表顯，所能感動的社會，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顯力與感動力的增強率，不小於地域的減縮率，我就並沒有失敗。

　　其實這是件很舊的事。凡讀過Robert Bums, William Barnes, Pardric Gregary等人的詩的，都要說我這樣的解釋，未免太不憚煩。不過中國文學上，改文言為白話，已是盤古以來一個大奇談，何況方言，何況俚調！因此我預料《瓦釜集》出版，我應當正對著一陣笑聲，罵聲，唾聲的雨！但是一件事剛起頭，也總得給人家一個笑與罵與唾的機會。

　　這類的詩，我一年來共作了六十多首，現在只刪剩三分之一。其實這三分之一之中，還盡有許多可以刪，或者竟可以全刪，所餘的只是一個方法。但我們的奇怪心理，往往對於自己所做的東西，不忍過於割削，所以目下暫且留剩這許多。

　　我懸著這種試驗，我自己並不敢希望就在這一派上做成一個詩人；因為這是件很難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夠。我也不希望許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這條路；因為文學上，可以發展的道路很多，我斷定有人能從茅塞糞土中，開發出更好的道路來。

　　我初意想做一篇較長的文章，將我的理論詳細申說，現在因為沒有時間，只得暫且擱下。一面卻將要點寫在這信裡，當作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詞」。

　　我現在要求你替我作一篇序，但並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維的序。恭維一件事，在施者是違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評，因為我們兩人，在作詩上所嘗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對於我的詩所下的批評，一定比別人分外確當些，但這樣又像我來恭維你了！——其實不是，我不過說：至少也總沒有胡「蠶眠」（！）先生那種怪談。

　　現在的詩界真寂寞，評詩界更寂寞。把「那輪明月」改做「那輪月明」湊韻，是押「稱錘韻」的人還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黨人的獄中絕食，比做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還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還有許多的朋友恭維著。

　　這種朋友對於他們的朋友，是怎樣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說這樣便是友誼，那麼，我若有這樣朋友，我就得借著Wm. Blake的話對他說：

　　"Thy friendship of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為友誼的緣故做我的朋友，這是我請你作序的一個條件。

　　19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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