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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來


  昨天晚上舍我來了個電話,說《世界日報副刊》將於九月一日繼續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場。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五年以前,我做過半年的《世副》編輯罷。在這個意義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義不容辭的,雖然「此調不彈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麼東西來。

  五年的時間是很短的,眼睛一轉就過去了。但若仔細一回想,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變化。所以我現在就把五年以來北平社會上的變化,大致寫出一些來,聊以塞責。

  那時的新聞記者,確不是容易做的:動不動就要請你上軍警聯合辦事處去吃官司,丟失腦袋的恐慌,隨時可以有得。記得我辦了《世副》一個多月,舍我就在極嚴重的情形之下被長腳將軍捕去了。我因為恐怕遭到池魚之殃,也偷偷摸摸的離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幾宵,直到舍我營救出來了,才敢露面。現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軍警當局時常招待新聞記者,餉之以茶點,甚至於餉之以飯;這回因為討伐石友三而戒嚴,所有檢查新聞事務,由官方與新聞記者會同辦理,這種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聞記者夢也不會做到的(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的記者自然又當別論)。

  那時國立九校還沒有合併,北平有九個國立大學校校長。私立大學也比現在多到一倍。卻因國立大學的經費積欠至數年之多,私立大學本無固定經費,以致北平的大學教育,整個兒的陷於「不景氣」的狀態之中:講堂老是空著,即使有教員上課,聽講者也不過「二三子」而已;牌示處的教員請假條,卻沒一天不擠的水泄不通。現在的北平各大學雖然遠沒有整頓到理想的境界,比到從前,已經大不相同了。

  那時沒有女招待,沒有「吃三毛,給一塊」的可能。也沒有跳舞場,跳舞這文明藝術,還被頭等文明的西洋老爺,太太,小姐們關緊在他們的藝術之宮象牙之塔裡;我們次文明的中國人,只能在門外打打轉,偷眼向裡望去,和現在每晚上各跳舞場玻璃窗外圍擠著的車夫苦力們一樣。啊,多苦悶,多乾燥的生活啊!

  那時有一位備受崇拜與歡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學博士張兢生先生,現在不知道那裡去了。

  那時還沒有「摩登」這名詞,雖然男女交際之風已漸開,卻不像現在每一個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隨著一個摩登男子,每一個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著一個摩登女子。「花王」這名詞,似乎在那時已經有了,但說出來似乎沒有現在響亮而尊嚴,受這稱號的也不覺的有何等光榮之處,甚而至於有登報聲明否認的。就現在的眼光看來,這種人真太不識抬舉了。

  那時沒有登報徵求伴侶的。登報聲明離婚的已有了些,可沒有現在熱鬧。

  那時畫報上還時常登載名妓的照片。現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歸於劣敗之一途,不再出頭露面了。

  那時「普羅」文學一個名詞,在北平還不大知道,所以我們這班不長進的弄筆頭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現在呢,沒落了,整個兒的沒落了。

  那時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數是學生,只偶然有一兩個是已經脫離了學生生活而在社會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說雜記為最多,論說詩詞較少。稿子的內容,以關於性的苦悶及經濟的壓迫者為最多,但我並沒有儘量選登,因為只是那幾句話,翻來覆去的說,還是那幾句話。投稿者的目的,雖然在於發表,卻也並不是不在乎區區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費。所以做編輯的人,往往在這稿費問題上也不免受到困難;甚至有一位朋友,因為要想預支稿費而我的能力沒有辦得到,他就找個題目在別種報紙上做文章罵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現在。現在的情形是不是還同從前一樣,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編輯,覺得那時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錯了路頭,所以就發表了三篇「老實說了罷」。這篇文章的內容,豈明曾為簡單寫出,只包括以下五項意見:

  一,要讀書。

  二,書要整本的讀。

  三,做文藝要下切實功夫。

  四,態度要誠實。

  五,批評要根據事實。

  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麼?然而不得了,馬上就有許多青年聯合了向我總攻擊,借著當時閻老西兒所辦的《每日評論》,把我劉半農罵到該殺該剮的地步。當然也有許多人是贊同我的,但我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認失敗,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筆下野了。現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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