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我為什麼離開武漢

我為什麼離開武漢

　　去年年底到了漢口。不想馬上離開，也並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著國旗走的決定而外，很難再有什麼非這樣或那樣不可的主張。在漢口住了幾日，長沙的友人便來信相約，可是在武昌華中大學的友人更是近水樓臺，把我拉到他們的宿舍去。住了半個多月，馮煥章先生聽到我已來到武昌，便派人來約，不但能給我一間屋子，而且願供給我饅頭與麵條。這時候，華中已快放寒假，我的友人都預備回家，並且願意帶著我去。他們（都是江西人）要教我看看江西鄉間的生活。我十分感激他們，可是願留在武昌——賣稿子容易。與他們辭別，我便搬到馮先生那裡去，流亡者有福了：華中大學是個美麗的地方，有樹有花有草有鳥，還有大塊的空地給我作運動場。友人們去上課，我便獨在屋中寫稿子，及至到了馮先生那裡，照樣的有樹有花有草有鳥，並且院子很大，不但可以打拳踢腿，還可以跑百米而不用轉彎。在華中有好友，這裡的朋友更多。人多而不亂，我可以安心的讀書寫字。幾個月中，能寫出不少的文字來，實在因為得到了通空氣的房屋，與清靜的院宇，我感激友人們與馮先生！

　　武昌的春天是可怕的，風狂雨大，牆薄氣冷，屋裡屋外都是那麼濕，那麼冷，使我懶得出去，而坐在屋裡也不舒服。可是，一件最可喜的事情使我心中熱起來——文藝界的朋友越聚越多，而且有人來約發起文藝界抗敵協會了。冒著風雨，我們大家去籌備，一連開了許多次籌備會，大家都能按時到會，和和氣氣的商量。誰說文人相輕，誰說文人不能團結呢？！

　　在大時代中，專憑著看與聽，是不能夠瞭解它的，旁觀者清，只是看清了事實的動態，而不能明白事態中人物的情感。看別人荷槍赴前線，並不能體念到戰士的心情。要明白大時代，所以，必須在大時代中分擔一部分工作。有了操作的經驗與熱情，而後才能認識時代一部分的真情真意。一部分自然與全面有異，可是認識了一個山峰，到底比瞪著眼看著千重霧嶺強。因此，我既然由亡城逃出來，到了武漢，我就想作一點我所能作的，而且是有益於抗戰的事。幹什麼去呢？最理想的當然是到軍隊裡服務。在全面抗戰中，一切工作都須統納于抗戰建國一語的裡面；那麼凡是能盡力于自己所長的工作，而為抗戰之支持者，都是好漢。英雄不必都到前線去。能賣力氣多收穫一些東西，獻納給國家的，都是戰士。可是，一提到抗戰，人們總以為馬上要到前線去，似乎只有到前線才能看到時代的真精神。這並不正確，可是人之常情往往如是。我也是這樣，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我明知道，為寫文章，哪裡都可以：只要肯寫，用不著挑選地方。可是為搜取材料和為滿足自己那點自尊心，戰地必勝於後方，所以還是往前去的為是。

　　但是，我去不了。我的身體弱。勤苦樸儉的生活我很能受；跟著軍隊去跑，食宿無定，我可是必會生病。一杯不開的水會使我肚痛，我怎能抵抗軍隊中一切的辛苦呢？！完了！沒有強健的身體，簡直不配生活在這偉大時代！我傷心，我詛咒自己！

　　傷心與自怨是沒用的，人總會在無可如何中找到活下去的路子。學劍不成還可以去學書，不是嗎？我決定停在武漢，寫稿子，不再作赴前方的夢。寫稿而外，我便為文藝協會跑腿。是的，文協成立了，我被舉為理事。跑腿是慣作的事，一二十裡路還難不倒我；我就是胃口不強，吃不消冷水殘茶。況且，只要在都市中，即使走不動，還可以雇車呀；為文協而賠幾個車錢是該當的。

　　的確跑了不少路。文協的會務，雖然不因為我的奔走而有什麼發展，可是我心中好受了一點：既然赴前方工作是有心無力，那麼找到了有心有力的事，象為文協跑腿，也就稍可自慰了。再說，因為辦會務，能見到許許多多朋友，大家關切文協，熱心幫忙，還不是可喜的事麼？不錯，許多年輕的朋友們分赴各戰場去工作，使我看著眼饞。他們是多麼可羡慕啊！穿著軍衣，帶著徽章，謙卑而又懇切的講著前線的事實與問題！遇到他們，我幾乎無話可說，可是我也必須報告給他們，文協怎麼怎麼了，並且約他們寫工作報告，交與會刊發表。好吧，你們到前線去，我這不爭氣的只好在武漢為你們辦理會務了。我這樣安慰自己。

　　一邊寫文章，一邊辦理文協的事務，一直到了今年七月月尾。這時候，武漢已遭過兩次大轟炸，疏散人口的宣傳與實施也日緊一日。我贊成疏散人口，並且願為這件事去宣傳。可是，對於自己，我可沒想到也有離開武漢的必要，仿佛我是與疏散人口這事實毫無關係的。轟炸，隨便吧，炸不死就寫稿子。炸彈有兩次都落在離我不很遠的地方。走，我想不到，我相信武漢永久不會陷落，我相信文協的朋友都願繼續工作，我相信到武漢受了更大威脅的時候，我與朋友們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因此，我不能走，連想也不想一下，好象我是命定的該死在武漢，或是眼看著敵人在這裡敗潰下去。有些人已向我討論遷移的問題了，我不大起勁。剛到武漢，我以留在武漢為恥；現在疏散人口了，我以離開武漢為恥。多住一天仿佛就多一分勇氣與力量，其實我手無寸鐵，並未曾衝鋒陷陣去，也不能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充一名壯丁。可憐的弱書生啊！

　　衛國是最實在的事。身，膽，心，智，四者都健壯充實，才能作個戰士，空喊是沒有用的，哀號更為可憐。我沒有好的身體，一切便無須再說了。留在武漢麼？空有膽子是不中用的，有膽量的老鼠還能咬沉敵人的軍艦麼？我不想走，可是忽然的便上了船，多麼可笑呢！

　　是的，我忽然就上了船。按著馮先生的意思，他要把我送到桂林去。他說：那裡山水好，還有很好的地方住，去到那裡寫寫文章倒不錯。我十分感激他的善意，可是我並不願意去；不是對桂林有什麼成見，而是不肯離開武漢。緊跟著文協便開會了，討論遷移的問題，幾個理由，使大家決定把總會遷到重慶：（一）總會是全國性的，不必死守武漢。（二）理事與會員多數是有固定職業的，他們必隨著供職的機關而離開武漢。各機關，各書局，各報館，有的已經遷走，有的正預備移動。有人才能辦事；人都走淨，總會豈不只剩下一塊牌子了麼？即使有幾個沒職業的（象我自己）願留在這裡，還有什麼用處呢？再說：（三）疏散人口，舟船不夠用；機關裡能設法索要或包雇船隻，私人不會有此便利。一到戰局緊急，交通工具都受統制，要走可就更加困難了。所以要走得趕快走。（四）政府是在重慶，文協不應與政府失去聯繫。書局與印刷所多數遷往重慶，文協的工作當然與這二者有密切關係，所以也當移往，以便繼續工作。理事與會員散在各處者不少，可是哪裡也沒有在重慶的這麼多，會務既當取決於多數人，到重慶自最妥當。

　　有上述的種種理由，總會遷往重慶遂成決議。誰代表總會去呢？有職業而必須與機關相進退者，也許能，也許不能到重慶去：就是恰巧能到重慶去，也須等著機關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動。而且，他們即使隨著機關到了重慶，他們當然是先忙機關裡的事，有餘力才能顧及文協的會務。這樣，總會必須委託沒有職業的理事前往重慶，以期專辦會務，象在武漢那樣。理事，是理事，不是會員。因為理事對會務熟習，辦事較易；而且被派往重慶者，路費統須自籌；理事，既是理事，雖窮而沒法推辭，職務所在，理當賠錢；若派會員，可就不能這樣不客氣，雖然在辦事上，無所謂理事與會員之分，本是共同努力。可是在議決案裡不能不說得官樣一些。

　　好了，我沒職業，我是理事，而且擔任總務，我得走！有錢買船票與否，我不敢問自己，以免減少對會務負責的勇氣。

　　可是，我真不願走！遷移之議既成，我還希望多延遲幾天。我自己去訪了幾位最愛護文協的，而且在政府有地位的朋友，探聽探聽：假若我們不走，是不是可以得到些工作呢？不必是用筆的工作，教我們去救護被難的民眾，或伺候傷兵，也行。心裡想：只要有點門路，我就可以有話說，不上桂林，也不去重慶，而留在武漢。可是，我所得到的是：「還是走好。」完了，武漢不允許我住下去了。所以，忽然就上了船。既不能住，何不快走；船票不易得，抓到一張便須起身。流亡者的生活一半是在舟車之上，流亡者的命運也仿佛被車票與船票決定著。我離開漢口，擠在洋奴與鴉片鬼之間。洋奴賞給我不開的水數杯，搶去我「費心」五元；花了錢，換來了痢疾。沒有強健身體的，不配活在這偉大時代。我既不能赴前線，又不能留在武漢；我只能用錢換來痢疾，在那充滿鴉片煙味的船上。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彈花》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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