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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寫《二馬》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裡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著年紀而往穩健裡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裡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裡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象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為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於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態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縈回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係: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著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於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那麼,《二馬》只是比較的「細」,並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裡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我當時還不以為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裡,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為雅俗共賞的東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眾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我試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什麼「潺湲」咧,「淒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俗淺的字另想主意。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寧可不去描寫。這樣描寫出來,才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拼湊只是修辭而已。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象George Gissing(喬治·吉辛)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裡究竟是有些象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馬》除了在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它的取巧處只是這一點,它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髮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裡提出判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髮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至於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對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著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象一個中國人能象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於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兒。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象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於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於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確是有這種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係,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群可憐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極容易使《二馬》成為《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著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為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准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為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象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托酈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它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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