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關於語言規範化

關於語言規範化

　　同志們，大會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難題，讓我來作關於語言規範化的報告①。我的發言，因為沒有時間寫出來，只好想起什麼說什麼，其中有些好的意見，是我聽別人說的，在這裡傳達一下；不成熟的意見是我自己的。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很難談，因我不是語言學家。

　　今天有兩個大運動，一是漢字改革，一是語言規範化。

　　簡單說幾句關於文字改革問題。在文字改革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作家們一致擁護。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規範化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文字改革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將來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塊字難處很多：難認，難念，難懂，難記，難寫。過渡期間，消滅漢字不行，那麼辦就天下大亂了。文字改革就是讓漢字簡單一些，讓它容易認些，容易記些，容易寫些，省一點力氣，這是必要的。一個外國小學生學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認、能念、能寫一點簡單的話。我們的文字既是那麼難，小學生讀過五六年書，還不易寫好簡單的文字。不是有一度要把小學六年制改成五年制麼，結果沒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漢字非常頑強，怎樣記也記不住。看到它不認識。這是知識傳播的很大障礙。有些生字，甚至大學畢業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見到不認識，瞎蒙，常常念錯。一個「斤」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點水就壞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為漢字發展的歷史是複雜的，所以簡化漢字就應原來怎樣現在還怎樣，不要硬造一套新字。如「雞」、「難」、「觀」等字，一個「又」加一個「鳥」念「雞」，「又」代表「奚」；「觀」字一邊是「雚」，與「奚」並不一樣。可是我們人民自古以來，只要寫不上來就寫個「又」，我們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現在改成「擬」，要是規範化的話，凡是有「疑」旁的就都應變成「以」。可是「癡」簡寫為「癡」，「礙」簡寫為「礙」，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規範化，把「癡」寫成「疭」，「礙」寫成「石以」，誰認識呢？不要勉強統一起來，用不著，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規範化，因為漢字歷來就不規範化，誰也說不清楚漢字是怎麼回事。人民用慣了的就對，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種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假如革命會引起混亂。

　　簡字實行以來，成績很好，首先是小學生高興，因為第一課「開學了」的「學」字的上半只要三點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興。簡字穩步前進，一批一批發表，假如一下子都來了，人們認起來就有困難。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歡簡字，覺得不美觀，看起來彆扭，這沒有關係，看慣就不彆扭了。

　　語言規範化是一個很大的運動，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過渡的辦法。在沒有實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讓漢字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簡化一些。為推行拼音文字，我們要創造條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語言規範化就是為拼音文字創造條件。這包括三方面：（一）語音，假如不預備下標準音，實行拼音文字便沒有用處。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廣東音，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沒有多大用處。（二）語法，一句話怎樣說，動詞在哪兒，名詞在哪兒，必須有個規矩，要不然寫出來就費解。（三）詞匯，玉米又叫包穀或棒子，如果不解決這個紛歧，拼出來還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這三方面都規範化，我們才有實行拼音化的可能。

　　現在說語音，政府已決定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這不是說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而是必定得有個標準音。世界上都是這樣：蘇聯以莫斯科音為標準，法國以巴黎音為標準，英國以倫敦音為標準。五六百年來，相沿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這是歷史事實。如讓全國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屬京音區域的範圍也廣，它是唯一的「候選人」。現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實在是全國人民的聲音。推廣北京音，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是一個極偉大重要的任務。我們在政治上有了空前的統一，語言也應該這樣，這才能配合上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無須爭論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們要有信心推廣它。語音似乎與作家沒有多少關係，其實不然，因為一個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應該學習。所以，今天我發動我們大家學習北京音，這是政治任務，我們應該帶頭。

　　在詩歌需要押韻，這就須用標準音。如「陳」「程」二字用京音讀，有顯然的區別，在南方就不分。現在不分沒有關係，但以後小學生都學了標準音，你仍「陳」「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為一個公民，和作為一個詩人，我們都應該開始學習標準音。我希望全國各省市文聯和文藝團體都應該發動學習，特別是搞戲劇的。這次話劇會演，有許多演員語言不標準化，語言不規範化，仍說他們本地方言，受到批評，觀眾聽不懂。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學北京音並不是說學北京話，所以現在不說推廣北京話，而是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所謂普通話，已經存在好幾百年了。我們許多有名的著作，是用這種普通話寫成的。我們現在的報紙刊物是用這種普通話的，而不是用廣東話或福建話的。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北京話是普通話裡的一部分。過去，如要進京見皇帝，首先要學官話，大家往往拿《紅樓夢》做課本。現在的以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是用國家法令來推行的。這是件大事情。為什麼這樣辦？因為漢語在某些方面是進步的語言，有力量的語言，它簡單，說的人多，約有五萬萬左右；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很成熟，因為它有很多方言，不統一。語言紛歧是建設祖國的很大的障礙。我們要衝破這個障礙。

　　說普通話應注意語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來說普通話。

　　普通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還在發展，所以我們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去推廣。念北京音是絕對的標準，而基礎則與標準有別。這就是說，普通話還在發展，音要固定，話卻還在發展。剛才說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即拿我自己京話來說吧，幾十年來，它天天在變，愈變愈普通。我小時說的北京話，與現在說的可以說很不一樣。我們在運動中也不強禁方言，我們只是應該大力宣傳。讓大家認識學習普通話的好處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為普通話的即可提升，純粹土話就慢慢消滅。大家公認的詞匯就存在，不公認的慢慢就消滅。就是說，普通話應該與書面語言聯繫著發展。我以前寫的作品土話很多，現在我不那麼亂用土語。不要捨不得土語，珍惜土語對我們民族語言的發展不利。

　　普通話有幾百年的歷史，逐漸吸收了各地來的營養，所以成為全民族的，能夠共同使用。現在報刊所發表的東西都是用普通話寫的，而不是用蘇州話或廣東話。這種普通話通行全國。《人民日報》通行全國。這種話是普通話，不見得是北方人寫的，但大家公認這種東西。小說和劇本裡用的方言土語還很多，應該力求規範化。我們不應該把方言的價值估計過高。以前我就是這樣，覺得方言土語表現力強。事實上，這並不正確。《龍鬚溝》裡土話非常多。《西望長安》裡土話就少得多了，而並不見得表現力就薄弱。

　　我們不預備強迫消滅土語方言，但它一定會消滅。我們對普通話的推廣努力越多，方言土語消滅就越快。

　　規範化是不是強迫大家按一個公式說話呢？這是誤會，不是的。特別是我們作家，我們要保存自己的風格。規範化是要遵循語言的法則，不說錯話。我們根據法則說話，擴大規範化的影響。「五四」以後，有的作家摹仿歐化語法，這不妥當。我們今天應根據我們語言的法則來寫作。這樣一說，我們若再亂用方言土語，問題就嚴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現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語，這是與規範化背道而馳的。作家沒有亂用語言的自由。不爭取規範化就是落後。我們應要求在文章裡不犯錯誤。編輯有責任糾正稿子，讓它規範化一些。

　　語音是以北京音為標準了，詞匯、語法的標準在哪兒呢？這是個問題。關於詞匯，我們急需一部詞典。語法的書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波」字、「舍」字都有不同的讀法，所以科學院成立了語言審查委員會，來確定字音。至於詞匯，我們說了一輩子的話還不知道漢字有多少詞。以玉蜀黍一名詞來說，即有玉米、棒子、包穀、珍珠米等不同的說法。統一詞匯是艱巨的工作。

　　我以為寫小說、詩歌、戲劇等等應該力求語言通大路——普通化。我們從人民那裡取得語言，然後去加工。我們支持普通化，幫助普通話發展。我們不應隨便運用歐化語法，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樣說話。我們要求怎樣寫怎樣說，書面與口語一致。當然這要求太大，可是我們應該這樣要求自己。現在我們的口語與作品中的語言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是不好的。我們希望將來每個人說的話寫下來就是一篇文章，這是我們應有的理想。當然有時寫理論文字，需要參用歐化語法，但要特別謹慎，要加工再加工，讓它變成像我們自己的語法，令人讀起來順口，不彆扭。有時我自己也用一點歐化語法，但因為極留神，所以不感覺太彆扭。假如我能用自己語法來說明的，我永遠不借重歐化語法。我的作品裡也沒有太長句子，總是把長句分成一些短句。長句子往往會把作者自己搞糊塗，讀者就更難明白了。

　　我們的語言是世界上最簡練的語言，這是我們語言之美。古詩五言七言、多的到九言，即是按著語言本質而發展的。若一下子寫五百字才找到一個句點，即不符合我們的語言本質。我們的語言精煉、有勁，說起來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們要發揚這簡勁之美。現在有些作品有這個缺點：語言很不簡練，念起來沒有勁兒，新詩即吃了這個虧。我不輕看新詩，新詩有好的成績，但在語言上卻吃了不夠精煉的虧。

　　我們要在新事物中選擇詞匯，把老的詞匯拋棄，如「老米」現在已沒有這種東西了，這個詞應該廢棄。在選擇詞匯時，我們應該注意審美，例如：還是「玉米」美，「棒子」美呢，當然玉米美一點。我們也該注意選擇哪個詞匯能獨當一面，哪個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確，因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覺得玉米好，誰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話中的詞匯還有應該保存的，那就要找來推薦給普通話。規範化不是把語言簡單化，而是使語言更加豐富。我們要用各地好的詞匯來豐富普通話，發展普通話。

　　所謂地方色彩，並不專靠土語來支持，如越劇用的是地方話，可是它的服裝、唱法、音樂，都與別的地方戲不同，它不一定是因為用了當地土話才成為地方戲，它還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語容易妨礙宣傳教育，舉個例說：曾經有好幾個地方要排演《龍鬚溝》，但因劇本中土語多，沒法「翻譯」，就作罷了。

　　我曾到工地去體驗生活，工人把鋪樓板說成支樓板，我覺得我們有權力考慮，到底是「鋪」好還是「支」好。不該別人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寫。在我的一個報告裡，我用了「一邊大」，趙樹理同志給我改為「一般大」。「一邊大」是北京話，但不如「一般大」明確，我就照改了。這些小的地方我們應該注意。

　　我們應當避免用方言土語，避免用違背我們語法的說法，力求我們的語言符合民族語言的法則。我們在語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責任。同時也不要害怕，什麼字都不敢用了。特別是編輯，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見一個兒化的字，如「幹活兒」，便認為是北京土話。事實上很多普通的詞也是兒化的。有些編輯未免太拘謹了，如「天到二月十五，還這麼冷，真奇怪！」便改為「天到二月十五，還這麼冷，這真是奇怪」。《西望長安》裡有一句「他把文件什麼的……」有人即要改為「……文件之類的」。這個「什麼的」是北京話，是否不規範化，我不知道。不過，它的確不同於「之類」，「什麼」包括的很廣，不必都是文件一類的東西，而「之類」是指文件一類的東西，如印刷品。又如我們經常說「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為「我的哥哥的帽子」，反倒累贅了。

　　最後我說，規範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作家所負的責任很大，希望大家努力去推廣！

　　載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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