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九四一年文學趨向的展望

一九四一年文學趨向的展望

　　先由我們無準備的人來放一炮，接著再由看過了，看夠了三年來的抗戰文藝作品的諸位先生來報告小說，詩歌，戲劇和報告文學的實在情形。

　　對於抗戰的現實，我看無論那一部門的作家都顯出更熟悉了。換言之，就是大家已經習慣了戰時的生活。舉個例說：在武漢的時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詞唱本等通俗讀物，到今天已由個人或機關專去作這類的東西，而曾經努力於此道的許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頭來作新的小說，詩，戲劇等等。這因為什麼？大概是因為在抗期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戰的實際，而又不肯不努力於抗戰宣傳，於是就拾起舊的形式，空洞的，而不無相當宣傳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傳品。漸漸的，大家對於戰時生活更習慣了，對於抗戰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會放棄那種空洞的宣傳，而因更關切抗戰的緣故，乃更關切文藝。那些宣傳為主，文藝為副的通俗讀品，自然還有它的效果，那麼，就由專家或機關去作好了。至於抗戰文藝的主流，便應跟著抗戰的艱苦，生活的艱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幾句空洞的口號標語所能支持的了。我說，抗戰的持久加強了文藝的深度。

　　不過，作家雖對抗戰更加關心，可是對於戰爭中種種事實還未盡瞭解。我們仍是多寫正面的戰爭，而對於後方的種種動態及生產建設便無何表現。這是一大遺憾！談到新現實便無法不談到新內容，那麼，我們既還不能充分的瞭解抗戰中種種事實，作品的內容自然顯出貧血現象——題材不豐，在一題材之下寫得不充實。

　　關於新風格，我以為民族形式的辯論雖尚未完，但各種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試驗。有些詩，顯然看得出保留傳統的美的觀念與形式。小說間亦有用章回體者，而與武漢時代者不同。戲劇在武漢時代幾乎只有個空架子，現在至少舞臺上已不再用文明戲式的話語，而多採用帶有感情的民間語言；佈景亦不只採用上海的洋派頭的東西，而改為純粹中國人民所熟悉的事物。這些，據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與民族形式的討論有關。不過，風格形式正與內容一樣，試驗的方面還嫌太少。我們要多多試驗，造起文藝之林來，給明日的文藝留下活潑有生氣的根基。

　　對於文藝上的民族形式的爭辯，一年以來我始終未表示過個人的意見，現在乘大家檢討一九四〇年的文藝上的新傾向的時候，總結一下個人的意見，因為這個問題是這一年間爭論得最多的，也是最熱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據我自己對於舊形式的實地試驗的結果，並非從理論出發，這是我首先要聲明的。在武漢時候我最初寫通俗文藝，完全是客觀形勢的要求，和當時所能發生的效用。當時抗戰爆發不久，熱情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對於戰爭中的全面的複雜的現實都不大理解，也沒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僅我個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舊瓶裝新酒就在這時候給予我一種強烈的誘惑，以為這是宣傳抗戰的最鋒利的武器。在開始學習寫作的時候，只是感到運用形式的困難，關於處理內容可說幾乎完全沒有想到。我當時只有這樣一種感覺，舊形式是一個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學得象，就能有用處，也就是作家盡了自己的責任。這的確是當時的衷心之感。後來慢慢的把握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裝進適當的內容去，這是原先所沒有想到的。於是發生了困難。也由於作家的生活逐漸深入於戰爭，發現抗戰的面貌並不象原先所理解那樣簡單，要將這新的現實裝進舊瓶裡去，不是內容太多，就是根本裝不進去。於是先前的誘惑變成了痛苦。等到抗戰的時間愈長，對於現實的認識與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裝不進舊瓶裡去，一裝進去瓶就炸碎了。所以這一年來不能不放棄舊形式的寫作。這個否定就是我對於民族形式的論爭的回答。但所要聲明的，我這否定並不是怕別人罵我寫舊形式，而是三年來的痛苦經驗所換來的結論。

　　總之，文學上的新形式，新風格，還正在創造的路上。

　　載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戰文藝》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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