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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論篇數,此集只選了舊作小說五篇,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的意思。

  論體裁,這裡只選了小說,而沒有選劇本,詩歌與雜文,因為雜文隨寫隨發表,向不留底稿,也不匯存印之成件;劇本與詩歌雖然寫過,可都不高明,故放棄之。通俗文藝則在抗日戰爭中開始學習,寫得不大像樣子,所以也不去管它。

  論時期,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寫起與寫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裡發表,都已記不清楚;就是哪篇寫成在前,哪篇在後,也記得不完全。我的寫作的態度是:在下筆的時候,永遠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萬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體不好等情形下)我不肯將太壞的東西拿出去。可是,作品一經發表,即似「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們,所以很容易忘了它們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說,這五篇都是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七年之間寫成的。這就是說,寫這幾篇的時候,我已有了一些寫作的經驗;我的寫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開始的。在寫《黑白李》之前,我已發表過四部長篇小說了。

  論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為它產生在我初學乍練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是先發表過幾部長篇,而後才試寫短篇的。《斷魂槍》,《上任》和《月牙兒》三篇,技巧都相當的有些進步;《月牙兒》是有以散文詩寫小說的企圖的。至於《駱駝祥子》,則根本談不上什麼技巧,而只是樸實的敘述。它的好處也許就在此:樸素,簡勁有力。

  論語言,在這幾篇裡,除了《月牙兒》有些故意修飾的地方,其餘的都力求收斂,不多說,不要花樣,盡可能的減少油腔滑調——油腔滑調是我的風格的一大毛病。我很會運用北京的方言,發為文章。可是,長處與短處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時常因為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貧嘴惡舌,油腔滑調。到四十歲左右,讀書稍多,青年時期的淘氣勁兒也漸減,始知語言之美並不是耍貧嘴。

  論內容,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講到所謂江湖上的事的:《駱駝祥子》是講洋車夫的,《月牙兒》是講暗娼的,《上任》是講強盜的,《斷魂槍》是講拳師的。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對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職業雖使我老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轉,可是我的朋友並不都是教授與學者。打拳的,賣唱的,洋車夫,也是我的朋友。與苦人們來往,我並不只和他們坐坐茶館,偷偷的把他們的動作與談論用小本兒記下來。我沒作過那樣的事。反之,在我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我並沒有「處心積慮」的要觀察什麼的念頭,而只是要交朋友。他們幫我的忙,我也幫他們的忙;他們來給我祝壽,我也去給他們賀喜,當他們生娃娃或娶媳婦的時節。這樣,我理會了他們的心態,而不是僅僅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我所寫的並不是他們裡的任何一位,而是從他們之中,通過我的想像與組織,產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個新人。舉個例說:在我的朋友裡,有許多是職業的拳師,太極門的,形意門的,查拳門的,撲虎門的,都有。但是,他們沒有一位像《斷魂槍》中的那幾位拳師的,而且也根本沒有那麼個故事。其中的人與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師朋友裡淘洗出來,加工加料炮製成的。

  在這裡附帶的說,《斷魂槍》的材料原本夠寫一部長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棄了原來計劃,而寫成了一個短篇。我相信,這個短篇,雖然那麼短,或者要比一部長篇更精彩一些。寫小說,我以為,不怕餡大皮薄,而怕空洞無物。《月牙兒》那篇,也是長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幾萬字。「一·二八」,日寇放火,燒了東方圖書館,《大明湖》原稿也燒在裡面。我之所以敢大膽的試用近似散文詩的筆法寫《月牙兒》者,正因為我對故事人物因已寫過一遍而非常的熟悉,可以從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功夫。

  論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裡所表現的是興之所至,寫出我自己的一點點社會經驗。興之所至的「興」從何而來呢?是來自五四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學興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為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我開始偷偷的寫小說。我並沒想去投稿,也沒投過稿。可是,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個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

  這種狂悅可並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許令人迷惘,傷感,沉醉在一種什麼地方都是詩,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詩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樣。我想像著月色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而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既不能得心應手,有時候我就在深夜朗讀《離騷》。

  不過,五四運動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個青年怎樣發瘋,要去摘天邊的小月,他也不會完全忘記了國家大事。再加上那時節所能聽到的見到的俄國大革命的消息與馬克思學說,他就不單忘不了國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這個偉大的理想與啟示否定了月亮是藍的。況且,拿我自己來說,自幼兒過慣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著「命該如此」的看法,現在也聽到階級鬥爭這一名詞,怎能不動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倫敦的東方學院去教華文,我開始寫小說。有了前邊的一點敘述,我能寫出什麼樣子的小說是很容易猜測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話所給我的便利,橫衝直撞,哪管什麼控制與選擇。另一方面,我多少寫出點反帝反封建的意思來。我說「意思」,那就是說我並沒能下功夫有系統的研讀革命理論的書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方法。我只借著自己一點點社會經驗,和心中自幼兒積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壓迫人的個人或國家。《老張的哲學》與《二馬》都足以證明我確有這點「意思」。

  一九三〇年回國,思想比在留英的時候稍稍進步了些。在歸途中,因缺少旅費,在人種彙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裡,中學生的思想卻比我還前進。他們生長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馬上把帝國主義者一腳踢了走。據他們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麼一點「意思」,都是遊戲筆墨,未曾搔到癢處。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進自己。

  回到國內,文藝論戰已放棄文學的革命,進而為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創造上有普羅文學的興起。我是不敢輕易談理論的,所以還繼續創作,沒有參加論戰。可是,對當時的普羅文藝作品的長短,我心中卻有個數兒。我以為它們的方針是對的,而內容與技巧都未盡滿人意。一來二去,我開始試寫《黑白李》那樣的東西。我之所以這次選用《黑白李》者,並非因它比別的短篇好,而是拿它來說明我怎麼受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影響。

  在今天看起來,《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於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當時,那確足以證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變動。誠然,在內容上,我沒敢形容的白李怎樣的加入組織,怎樣的指導勞苦大眾,和怎樣的去領導鬥爭,而只用傳奇的筆法,去描寫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該死,而且那麼死最上算。不管怎麼說吧,我總比當時那誣衊前進的戰士的人,說他們雖然幫助洋車夫造反,卻在車夫跑得不快的時候踢他兩腳的,稍微強一點了。而且,當時的文字檢查也使我不願露骨地形容,免得既未參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頂「紅帽子」。

  到了《上任》與《月牙兒》,我的態度已由消極的否定黑李,改為積極的描寫受壓迫的人了。在《月牙兒》的前身《大明湖》裡,我居然描寫了一位共產黨員,他是《月牙兒》中的女主角的繼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調孚先生看過,不知他還替我記得此節否?雖然如此,我卻沒給《月牙兒》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們,找到出路。我只代他們伸冤訴苦,也描寫了他們的好品質,可是我沒敢說他們應當如何革命。為什麼呢?第一是,我看見在當時的革命文學作品裡,往往內容並不充實,人物並不生動,而有不少激烈的口號,像:幾個揀煤核的孩子,揀著揀著煤核兒,便忽然喊起:我們必須革命。我不願也這麼寫。第二是,我只模糊的由書本上知道一點革命的理論,不敢用這一點理論去寫革命的實際。第三,我的一點文藝修養到底是來自閱讀西洋古典文學,所以我總忘不了重視人物,語言,思想,結構,寫景等各方面,而不專注意或偏重思想。這樣,我在一方面,能夠相當巧妙地,深入淺出地,用人物語言等掩護思想,使作品偷渡過檢查的稅卡子;在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發生的行動上,便缺乏了積極性,與文藝應有的煽動力。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潛伏在故事下面的真義的人覺得不痛快,不過癮。譏我為「要吃又怕燙嘴」;使看不到這麼深的人覺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自己也必須承認:我是個善於說故事的,而不是個第一流的小說家。我的溫情主義多於積極的鬥爭,我的幽默沖淡了正義感。最糟的,是我,因對當時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我不僅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者,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這是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的熱誠與理想。我很後悔我曾寫過那樣的諷刺,並決定不再重印那本書。

  《駱駝祥子》因為是長篇,又比《上任》與《月牙兒》,無論在思想上與描寫上,都更明確細緻了些。可是,我到底還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檢查老爺們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說出:「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幾句在節錄本中,隨著被刪去的一大段刪去。)我管他叫「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其實正是責備我自己不敢明言他為什麼不造反。在「祥子」剛發表後,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無言對答。

  以上,是我乘印行這本選集的機會,作個簡單的自我檢討。人是很難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說得對與不對,還成問題。不過,我的確知道,假若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沒有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明確的指示,這篇序便無從產生,因為我根本就不會懂什麼叫自我檢討,與檢討什麼。我希望,以後我還不偷懶,還繼續學習創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麼去創作。

  載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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