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不可不反對_蔣光慈

共產不可不反對

　　倘若我現在主張親俄，或替共產黨辯護，或激烈地喊幾聲「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則即時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尊號：蘇俄的走狗，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或野蠻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愛國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給我下一個定義：「你這小子是被共產黨所誘惑的無半分判別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窮漢。」這麼一來，我將成為比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更罪大惡極的人了；依著捧喝党的門人及具有美國三K黨的精神的人們審判，我是罪不容誅，應遭天討的。

　　任你說我是什麼，我都不願意否認；不過你倘若說我是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我要順便聲明我是一個教書匠（喂！在中國現在大學內教書，只能說是教書匠，不能說是教授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講堂，明天就沒有飯吃；我不但沒有看見金盧布是什麼樣子，就是連鐵盧布也沒有人送給我。這或者是我的倒黴罷？不然為什麼醒獅記者，皇党，無政府党，資本家，帝國主義者，軍閥，《時事新報》的編輯先生……天天說，一赤化了便有金盧布用呢？唉！總是我倒黴！赤化了還沒有錢用，豬頭三，阿木林！

　　閒話少敘，書歸正傳。我這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共產不可不反對》，我應當照著題目說話才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瞭，是何等的文而對題！在《打破混亂與黑暗之時局》文中，一開首就說：「今日中國之時局，一極混亂與黑暗之時局也……」這樣做文章的筆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釗把科舉制度恢復時，這種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狀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羨煞人呵！

　　中國現在鬧到如此地步，內有軍閥之橫暴，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弄得一塌糊塗！倘若你是一個中國人，你起碼要歎息三聲。「愛國！愛國！」這成為普遍的口號，就使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是軍閥的乾兒子，你是妥協的反革命主義者，也絕對不會公開地反對。倘若誰個說愛國是不應該的，那嗎，這小子一定是白癡，一定是渾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國人。但是這種白癡的話，我們究竟沒聽見過。

　　愛國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現在我們要看一看，誰個是真正的愛國者，誰個真正能盡愛國的責任。

　　在中國，也就同在別國家一樣，有所謂窮人和富人的差別，有所謂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呵！請曾琦先生們（我又說到曾琦了；這大約因為曾琦先生以提倡國家主義的首領自命，而拚命反對「勞動階級」這件東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分開了，這的確應得煽動階級鬥爭的罪名。不過我看見中國社會內的確有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你叫我不說出「階級」這兩個字來，我怎麼能夠呢？若曾琦先生們（呵！現在我再加說一句戴季陶先生們）。施出茅山得過的法術，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寶，那我倒可以眼不見，心不煩了。但是，這種遮蔽眼睛的法寶，還沒見得祭起。我的兩眼仍舊要發生效力。

　　勞動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還是資產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雖然曾琦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們不高興「勞動階級」這個討厭的東西。

　　九年前，我也曾同許多朋友們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差不多都以為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內有軍閥的專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無產階級沒有好日子過，就是資產階級也感著不能伸腰抬頭的痛苦，中國現象需要國民革命——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而國民革命在實際上是偏向於資產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應在國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應比任何一階級要勇敢些。誰知這幾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完成國民革命，不但不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逐漸表現出自身之妥協性和反革命性。中國勞動階級雖然是幼稚，雖然是力量不強，但在每一次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運動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炮彈的前線上。例如二七京漢路的流血，香港海員的罷工，廣州革命政府對於反革命軍閥及商團之平服，都足證明中國勞動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是不可磨滅的力量，是一支主力軍。尤其是在這一次五卅運動中，中國勞動階級表示出自身反帝國主義之堅決的精神。

　　我們掉轉臉來看一看中國資產階級是什麼態度。在二七工潮中，資本家與軍閥及英國帝國主義者勾結一起，殘殺無數的鐵路工人。廣州商團——中國資產階級的軍隊，明目張膽反對國民革命政府，與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廣州每一次反動軍閥叛變時，所謂買辦階級無不唯力是視以輔助之。這一次五卅事件發生，資產階級因一時的愛國衝動，為顧全面子起見，也罷了幾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協起來，還是開開門做生意，問你什麼愛國不愛國，亡國不亡國，錢橫豎是要賺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餓著肚皮繼續罷工，而上海的資本家卻不能少賺幾個錢，多罷幾天市；相形之下，誰個愛國，誰個不愛國，是顯而易見了。

　　自從中國勞動階級現身於政治舞臺之上，一方面中國國民運動的力量大為之增加，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卻因之對於國民革命運動裹足不前，其懼怕勞動階級的心理，比懼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心理要甚幾倍。也就如俄國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樣：俄國資產階級本很討厭皇室帝制的腐敗，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時可惡的勞動階級卻蓬蓬勃勃起來了，似覺比皇室帝制更可惡十倍；這末一來，俄國資產階級寧願與皇室帝制妥協，而以為勞動階級是一定要壓抑的。中國資產階級何嘗不痛恨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專橫？但是罪惡滔天的勞動階級起來喊什麼「階級鬥爭」，「共產」，「社會主義」……這末一來，可是把中國資產階級嚇得屎尿橫流，連國都不要愛了！……亡國倒不要緊，赤化是萬萬不可以的呵！

　　資產階級之所以抱如此的態度，其理甚明，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資產階級的生命是財產，因之它第一個責任，就是保護自己財產之安全；財產安全後，才能說到其它問題。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愛國，是因財產的關係；資產階級之所以不愛國，也是因財產的關係。做亡國奴是可以的，只要財產不完全被損失；向外國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財產得保障，倘若不亡國，而產卻被人共去了，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法國大革命本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賓党執權時，一般窮人鬧什麼麵包問題，於是法國資產階級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國革命後，野蠻的勞動階級把俄國佔據了，於是資產階級不要俄國了，連忙求英美各國政府援助，將俄國封鎖起來，務使俄國不達於亡不已。廣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陳廉伯先生——商團的首領，卻不惜卑膝赧顏向香港政府——英帝國主義的機關——為將伯之呼號。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情？……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界的代表，《醒獅週報》社的一些先生們，天天直著喉嚨喊國家主義，其實我們一看該報的內容，則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也許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不過是他們的門面語，而反對共產黨倒是他們的真心願。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國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紹）。說中國現受三種壓迫：一、帝國主義；二、軍閥；三、共產黨。據他先生的言論前後看來，他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是一個陪襯，在他的心目中，共產黨比帝國主義和軍閥還可恨，所以應努力反對共產黨。這末一來，所以《醒獅》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了，這足證明什麼呢？這是說，帝國主義和軍閥還不大要緊，就是什麼「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們應極力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的產被人家共去了，還說什麼國呢？……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朋友們！我寬一寬你們的心罷！中國現在需要國民革命，並無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可能；中國共產黨也不主張現在就來共你們的產；又何必這般害怕呢？還是愛國要緊呵！等到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被打倒以後，那時才想法消滅共產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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