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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2)


  【面對半遊牧民族的挑戰】

  可是儘管如此,一個分裂的中國也使北方的國防沒有保障。公元九三六年,仍在此間所述之分裂階段內,這五個短朝代中的一個帝王和契丹定約。這契丹乃是一種半遊牧民族,發源于中國之東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沒有長久的歷史意義,可是他付出的代價則意義深遠。九三六年的協議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長城以南一線的領土,連今日的北京在內。從此北方門戶洞開,影響中國四百年。中國人這才領會到遊牧民族與以前的不同,他們已有相當的農業經驗。今後他們將所割受之地當作一種訓練場所,使從正北及東北而來的經理者熟練于管制大量從事農業的人口,而造成了繼續向南發展的態勢。

  宋朝之興起可視為對這挑戰的一種反應。以前實際上各自為政的地區首長已不斷地提高他們軍隊的素質,也不斷加強地區上財政的統治,但直至宋朝,才將他們歸併統一起來。趙家王朝雖說在名義上仍號召大一統的帝國,但在某些方面卻具有民族國家作風。尤其在團結南方以對付北方時,它是站在一種帶競爭性的立場上。

  公元九六〇年之春,當時趙匡胤是五代十國中最後一個短朝代──周的統軍之將,他的軍隊宿營于陳橋驛(這地方是一座小市鎮,距國都開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離)。某一天淩晨他被部下將士驚醒,他們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就擁立為天子。軍士擁立的情事曾發生于五代十國的時期,也曾在西方發生於羅馬帝國,可是趙匡胤與眾不同。自唐代衰亂以來各地區強人所發動的種種運動,當中非無聯繫與協定,有了趙匡胤才使其集結起來,最後使之構成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全中國歷史中再無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出生。

  當趙率軍回開封時,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費力的完成。新朝代之主,瞭解分裂的中國不能與北方的強鄰作對,放棄了當初北伐契丹的計劃。此後趙匡胤即以收並南方自主之國為職志。長江中游於公元九六三年取得,今日之四川於九六五年取得,廣州於九七一年取得。今日之浙江與福建則不在他統一的疆域之內,直到他的弟弟趙光義嗣位之後才接收過來。

  趙匡胤力所能及的地方,中央集權的措施執行得既輕快也徹底。新皇帝的機警,不走極端,對錢財上的大方,使他的籌謀容易兌現。登極之後才一年半,趙匡胤和擁他為帝的起事諸將談判,讓他們自請退役,皇帝則賜給他們豐厚的報酬與名譽官銜,於是足以動搖皇位的「黃袍加身」喜劇不致另覓主角而重演了。

  宋朝的軍隊分為三級。最高為「禁軍」,次為「廂兵」,再次則為「鄉兵」。上層的隊伍經常吸收下層之優秀人員而將本身不及格之人員淘汰給他們。過去軍閥割據的重點改為文官鎮守,並且規劃了每三年一巡調的例規。

  稅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帳目收據經過極詳細的審核。公元九六五年的詔令:凡諸州支度經費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於是所有的金櫃庫房的積蓄,不時發送開封,使該處成為全世界最顯著的內陸港口之一。為了遣送這些物資,全國劃為六個財政區域,每區稱為一「路」。由一個「轉運使」掌管。他們「歲行所部,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凡吏蠹民瘼,悉條以上達」。趙光義在位期間(在公元九七六─九九七年),據說倉庫內存雨衣和帳幕的材料「數萬段」損破,顯示當日財富集中,開封所控制的物資之豐富,可能全世界無出其右。

  【宋代不振的原因】

  可是縱有以上的準備,趙宋在中國歷史上還是成為一軟弱的朝代,它的軍旗從未在北方草原地帶展開過,更用不著說向東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亞的腹地裡去了。它也從沒有像漢、唐一樣,佔領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說得過於簡單的話,我們可以概括的指出,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記錄,無非是軍事的挫敗和退卻,所有的例外則是以「歲幣」為名向北方少數民族購得的和平。這種看來離奇的情形並不難解釋,只是我們務必要將古代歷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節,一併提出檢討。

  北宋之東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遼。契丹屬蒙古語系,他們活躍於圖上之地區已逾三百年,即使仿效中國朝代所成立的遼,也比宋早出現五十三年。遼之國君通文墨,他們的文字在公元九二〇年即已出現,並曾接受過高麗、回紇、吐蕃的朝貢。在宋代出現之前,甚至在浙江稱為吳越王的錢家也曾向契丹之遼朝貢。不僅契丹所占的中原領土有漢人的官僚治理,而且遼境後方,據目擊者的報告,無數之官吏、文人、工匠、優伶、武術家和僧尼也來自中土,由是也可見得其漢化程度之深。這半漢化國家的組織能力,比漢和唐對抗的單純遊牧民族要厲害多了。那些單純的遊牧民族所恃,不過疾風迅雷的衝鋒力量。

  西夏也不是單純的野蠻人。他們組織的半漢化國家在初唐時即曾活躍於它日後佔領的地區,當它在四百年後與宋人抗衡時,一個漢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語為基礎,重要的儒家經典早已翻譯成書。羌人則屬藏族,此時多數已操農業。

  所以在公元十世紀,這些少數民族顯然得到漢人指點,業已將他們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臨的邊防問題與它以前的朝代不同。這些遊牧民族已有農業基地,他們已築城為防禦戰。北方地勢之艱難對他們有利,同時他們也保存著動員的迅速和在戰場上的機動性,這些優勢與他們草原上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通。契丹人與羌人雖然常有衝突,但在對抗宋的時候卻彼此一致。

  中國人缺乏堅強的民族觀念也構成趙宋王朝的一大弱點。很明顯的,所有漢人決心從外人束縛下求解放,這種解放戰爭當然會有利於宋的軍事行動。可是實際上雙方之競爭只在大體上被視為一種朝代之間的衝突。

  這種現象是一千多年來世界主義發展的後果。中國人自己提倡一種神話,認為亞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種的區別。古典文學重「文化主義」(culturism)而輕國家主義。被稱為亞聖的孟子,曾經強調要是能使一般群眾生活有幫助的活,則向外來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擇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節。他的書中有一段提及舜為東方之夷人,周文王為西方之夷人。這文句被所有有學識的漢人熟讀而構成了與異族合併的根據。受有教育的人士態度如是,一般人民與在位天子的種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當然也用不著對民族觀念發生顧慮。而契丹之國主也已看透當日情勢,不給治下漢人反對他的憑藉。

  【補給上的弱點】

  迄至今日較少為人瞭解的,則是趙家王朝尚有它補給供應上的弱點。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可能。因為整個說來,南方地域大,物產多,人口眾,在技術上也較進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種優勢務需一個徹底現代化的組織才能辦到,這在公元十一世紀是不可能的,即是數百年後也仍沒有著落。

  宋朝的供應物資多,可是供應的路線也長。在軍事部署上講,將多數物品同列於軍需之內違反了簡單雷同的原則。當日記帳的能力不能保證有完滿的協調,即使最基本的數字,在管軍政的樞密院與管財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現代的讀者務必在此看清:趙宋的試驗要能在這關頭實現而有成果,財政上各種端倪必須全部用商業習慣管制,各種度量衡的單位必須標準化,可能互相交換的品物與程度也需要公認,且要能由獨立的機構監督;官僚必須以技術作主,不能以意識形態和人事關係變更初衷。其行動範圍之大,包括支持百萬大軍,不可能沒有民間事業之參與。因此看來,則大多數民間事業從旁在側的襄助,也須公司化,採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對公眾負責。統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數目上管理。

  事實上宋朝主動發起了一種軍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後勤的支持,而這種支持,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仍無力充分的供應。所以這嘗試可謂過早提出而逾越了當時的能耐。除了內地河流和運河上有相當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間事業全無以商業作主之徵象,是以趙家王朝無可避免地須承擔其本身過早突出的後果。如果這麼說還不夠清楚,那麼在宋朝第六個皇帝趙頊期間,王安石的變法最能將此中情節一覽無餘的揭露。

  宋朝很早就企圖剷除遼之盤踞。可是公元九七九和九八六年兩次戰役部一敗塗地。第一次戰役宋主趙光義幾乎被俘,第二次戰役他親自指揮戰鬥時曾受箭創。隨後當契丹採取報復行動時,發動了無數次的邊境衝突。公元一〇〇四年他們全面入侵。因為開封位於一個平原地區上,契丹直逼國都,第三個皇帝趙恒因之倉皇的批准了一段和議。和議中雖然宋遼彼此以兄弟之邦的地位同等對待,但宋朝從此被迫每年供給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

  從歷史的後端看來,這一〇〇四年的協定有它的作用。這「歲幣」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當作是給比較窮困的鄰邦一種援助,以彌補雙方貿易之赤字。這種為和平付出之代價無疑要比戰費來得低廉。可是這種看法必須全部放棄當事人的觀感,而接受地緣政治的仲裁,當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應;他們無法承認這種妥協為事理之當然。中國歷史之中,從無一個統一天下的大帝國卑躬屈節的向一個文化程度低的邊區國家進貢。同時契丹也認為歲幣為戰敗國之賠款,也不可能覺得這是一種慷慨的賜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一〇四二年他們要求增加歲幣時即以武力為後盾。

  宋朝之中國更未將西夏放在眼裡。理論上西夏佔領著中原領土之一部,向宋稱臣。當公元一〇三八年西夏獨立自稱皇帝時,宋廷立即稱之為「反」,並且停止互市。可是中國派兵征剿,連戰皆北。宋朝一再派兵,卻連失城寨,而且死傷慘重,遷延到一〇四四年,中國所能獲得的下場不過是使西夏之主在文書上自稱「男」,上書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國內稱帝如故,因之中國也年「賜」絹銀茶葉共二十五萬五千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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