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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信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一)

  自直奉戰後,北京政權遂成了直系軍閥獨佔的私產,去年直系之所以把黎元洪請到北京,原不過要他坐賬房管家,替主人做幾件事情,在那時黎元洪的招牌,確是較軍閥親來當家有利於直系,至少所謂「法統的恢復」給吳佩孚武力統一的政策得一個理由的根據。但直系起用黎元洪,究竟是一種暫時的政策,軍閥的政權是軍閥要直接來支配的,所以半年來曹琨(1)最高問題的種種進行便喧雜於社會了。經過許多名流狗記者的宣傳,曹琨(2)居然成了惟一適當的候補總統了,投票的豬仔也收買下若干群了,英美兩國和國內銀行團的援助也講好了,在這權威和這樣順利形勢之下,曹三的總統成了「天與人歸」不可堵當(3)的事實,所剩的只是轎夫們照行「民意」的一步手續了。將由「民意推戴」而進三海的曹琨(4),忽然用起不和平的非常手段來,他的乘(5)巧至少會認這是一種蛇足的行動。

  說這次政變是因黎元洪的抵制,這是不明現在政局的實際,是不明現在北京政權的主人是直系軍閥,是不明黎元洪的地位不過是替直系軍閥做奴才罷了。主人要將奴才革掉,要親自出來掌家,奴才因怨望而生抵賴之心,這是人情之常;但黎、曹勢力和地位的懸殊,黎任何的抵制都不會使曹三受何等打擊的。所以,這次黎元洪雖然也收買議員,運動制憲,對曹琨(6)總統進行為抵制的掙扎,但這僅不過是怨憤的一個必有的反動罷了。這個不能與曹琨(7)較的抵制,在軍閥眼裡簡直值不得何等注意,非常手段的應付更是不必。

  這次所以用高壓勢力迫黎去職,在因總統買賣包辦起來競爭的緣故,我們知道曹琨(8)之下是分所謂保定系與天津系的,這次總統問題的進行是在保定系包辦之中,最先要推曹上臺的天津反而連大帥的門都踏不進去,眼巴巴的看別人占了首功,天津系的忌妒是怎樣呢?最近保定因大典籌備是要清一色曹家內閣承擔,所以保系閣員開始對張閣為踢台的排擠,而適於此時府院又生了爭執,這樣把張紹曾逼走了。這種局勢予了津派一種機會,乘勢用速成法將最高問題完成,搶了保派的功首地位。他們的計畫:第一步在迫黎去職,第二步在由疆吏擁曹上臺;其手續較保派之走投票的路子實非常迅速簡捷,人謂津保之分只在緩進急進,此是不明內幕或故意不告人的說話。在這樣計畫之下,馮玉祥(基督教中人!)、王懷慶又欲各顯其長,所以那幾天弄得北京妖氣迷漫,人鬼難分,什麼命令式的警察罷崗,痞子湊成的公民請願,軍警官佐的要薪,接二連三的種種把戲都演出了,天地至此,黎大奴才只有滾蛋之一途!政變就是如此造成功了。

  君宇於北京,六月二十三日

  1923年7月11日《嚮導》週報第31、32期合刊

  (1)「琨」應為「錕」。

  (2)「琨」應為「錕」。

  (3)「堵當」應為「阻擋」。

  (4)「琨」應為「錕」。

  (5)「乘」應為「乖」。

  (6)「琨」應為「錕」。

  (7)「琨」應為「錕」。

  (8)「琨」應為「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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