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運動中之印度政治近況|

革命運動中之印度政治近況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國民會議中心人物之漸失眾望

　　印度運動的成分，是包含著經濟利益衝突和社會趨向不同的幾種因子；甘地曾用他感情的力量，將這些不同的社會因子在國民運動中結在一個連鎖之下。他的被捕，至少影響到這個連鎖，使他聯合的力量渙散了。現下印度運動中顯出的情勢，是不同因子間的爭議和不可避免的分裂了。要十分明瞭印度現下的情形，是很需要將他過去幾個月與現下直接有關係的事實，撮要敘述一下。

　　英國皇太子游印度的時候，印度起了好多熱烈的示威和大群的罷工；這個時期表明了二件事實：一方是群眾革命精神的發達，一方是民族運動領袖人物——尤其是甘地——反對這種精神的發達，他們尤不樂意獎勵這種精神。在阿梅特巴（Ahmedabad）開的國民會議，是當了一個革命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但政府並未加什麼壓迫；自運動重要人物——大斯（C．R．Das）、來宜（L．Rai）及回教徒首領亞裡（Ali）等——被捕之後，中心的人物多變成了膽小萎弱，政府就不壓迫他們了。

　　這是資產階級式的領袖破壞革命勢力的證據，當著全國群眾的示威運動迫著政府，向他挑戰的時候，阿梅特巴大會卻在那裡刺刺不休的議論「非暴力」的重要，否認群眾革命的行為，指那些是「胡鬧」和「惡魔的勢力」。大會並不按照勞苦群眾迫切的痛苦，採用一種解救他們的革命綱領，而決定的卻是所謂「建設的綱領」；這樣綱領的採取，不啻連革命的預備工夫都丟掉了。在大會前幾星期內起來的「不奉管理」的口號，是很有力量的號召，因為他很合乎貧農的經濟需要，他們是熱烈的應了這種口號來奮鬥；大會建設的綱領可說是根本將不協作的政策和這種口號放棄了。大會——由他指揮者甘地口中——宣言說：不到「非暴力的空氣充溢全國的時候」，不得宣佈實行「不奉管理」。後來大會事務委員會在巴陶裡（Bardoli，是甘地指定，在他親身督察之下來首先實行「不奉管理」的地方）開會，結果使大會那樣不革命的決定更加鞏固了。委員會在巴陶裡的決議和規定的條款，把一切革命的行動都中止了，這是不用說要失掉社會大部分的參加。

　　巴陶裡決定的條款是：

　　（一）像周裡周拉（Chauri Chaura）亂民殘殺警吏和任意的焚毀警署，事務委員會認為是殘忍不人道，可悲悼的行為。

　　（二）在每次亂事發生的時候，不奉管理的事實也隨著發生，這是證明印度非暴力的程度，還沒充足；大會事務委員會決定：要停止一切群眾的不奉管理的行動，並訓示各地方會議委員會，要他們勸告佃夫們交納一切應納給政府的租稅，且停止一切有攻擊性質的活動。

　　（三）群眾不奉管理的行動，到非暴力的空氣能保證像在格拉克浦（Gorakhpur）的暴亂和十一月十七及一月十三在孟買（Bombey）與馬德拉斯（Madras）的騷擾不再重演時，方可繼續採用。

　　（四）停止一切為了要向官家尋釁的公共集會和民團列隊巡遊。

　　（五）事務委員會勸會議中服務的人和各種組織要他們告農人，將地租扣起不交地主是違反大會決定而且有害於國家最好的利益的。

　　（六）事務委員會給地主保證：會議運動並沒有妨害他們合法的權利的意思，雖然他們的利益有些地方是使農民受痛苦的，但委員會希望這些是用互助的商議和公斷可免去的。

　　他們所謂「暴亂」與「騷擾」，若拿第二條的意思講來，就是指多次貧農起來反抗地主的變亂，和歡迎皇太子時候的大罷工運動。

　　下邊載的是所謂「建設的綱領」——在群眾武力的不協作的地方和不奉管理時所定的綱領——未曾決定的條款：

　　（一）徵求一千萬人加入為國民會議會員，要都是相信非暴力與真理都是與自治不可離開的。

　　（二）要使Charka（一種手搖紡車）和Khaddar（一種印度自織粗布）普遍印度全境。一切運動中的人，都要用Khaddar做衣，並習紡織。

　　（三）設立國民學校，但不禁阻入政府立學校。

　　（四）提高低壓階級的地位。

　　（五）設立社會服務部，使各階級及種族聯合在一起。社會服務部盡力於幫助一切受傷和得病的人們。

　　這是國民會議想用來領導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綱領。這樣虛弱的標幟，結果，是一定會使他們不久在印度運動中落伍。

　　檢閱了巴陶裡決議和甘地及其他領袖的言論，便不會疑他們這樣不是謹慎怕惹了政府的惱怒。他們這樣可羞的讓步的理由，是十分明顯而可說出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是要頭一位就要說到的；英國的統治誠然是可恨的惡魔，但地主主義卻要當神聖來供奉，這是運動中領袖的心理了。

　　（二）聖人甘地被捕之後

　　亞裡同夥被捕之後，印度並沒出現什麼有力的援救運動，已可見運動在回教徒群眾中信仰薄弱了。英太子在一個很危急的當兒來遊印度，是具了一個要考察運動實力的目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是捕一個運動有力的領袖做試驗。政府所計畫(1)的是做了，但運動領袖與群眾間的分離也暴露了。政府對於國民會議向來沒什麼危險的高壓，就是甘地，他在阿梅特巴大會前的活動，也是很有助於政府，明顯的為帝國主義的權威辯護。因為國民會議運動性質偏在資產階級的緣故，甘地便和群眾一天一天的離開；甘地的被捕就是政府也指不出他犯了什麼大不了的罪名，但這樣無理的被捕之後，群眾中間連憤怒示威的波影都難激動。他在法庭的自白像聖人與愛國者的殉道，一般的受尊崇了，把他的行為當神般的仿效了；但他被捕後所最顯然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呢？這次所表示出運動的實在形體，就是並沒激起什麼激烈的大示威，像往年受著些少摧殘就起反抗一樣。國民會議其餘的領袖，自己替他們解嘲，還沒有脫離他們的信從者也這樣辯著，說聖人甘地常勸人當他被捕的時候，大家還要照舊完全不用暴力。其實這次沒有大的運動，倒不是群眾服從甘地的結果，有多次可作例證，這樣勸告——甚至於他親身到場，實遏止不了群眾的行動。我們還明白的記得：自英太子來的時候，全國總罷工之後，各地群眾暴動漫溢了全國，「不奉管理」口號生了同樣的結果。這可見聖人的勸告和教訓都不是這次消沉的原因。

　　甘地的落伍，證明印度運動可用一個空泛而不確實的計劃來領導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在從前這樣自然是可能，因為那時參加運動的各種分子，對於社會經濟的認識都不大明晰，所以這些經濟利益相反的分子，在表面上可連合在一條政治的戰線之上，但當了甘地在阿梅特巴大會板起他的面孔來，一方(2)反對群眾的革命行動，一方面宣言和溫和派協作的需要，不啻要把一個政黨明明白白造成了為本國資本家和地主經濟政治發展的辯護者時候，他們很顯然的階級界線便顯出了。

　　（三）各省會議之趨向

　　印度運動中是有好多種政治的趨向，甘地被捕之前，雖有多人不以他的主張為然，但因對他個人太敬仰的緣故，手口都如被了封縛，他的被捕將種種神秘解了；這是可從四月後半月各省大會中證明的，除本牙（Panjab），各省大會多是舉行在虐政高壓之下，會上顯出的趨向，資產階級觀念和東方論調是一樣都出風頭；關於工人和農人運動的決定和議論，在這些會上很少獲見。罷工、工會、農民革命的言論，會上並沒給他們備下位置。

　　他們有二種傾向。一種明顯的資產階級傾向，他們主張與協作的溫和派合作，換一句話說，就是要與帝國主義妥協；第二種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因為他們不能瞭解目下的實際情形，所以他們不贊成資(3)階級拘束的政策，也不贊成群眾暴(4)發的力量；他們走的是智識者的路。

　　還有一種傾向，是比較後來起的，這種是反對甘地主義的呼聲，且要救國民會議出玄想政治的沼澤。在馬行拉特拉（Maharashtra）、拜落（Berar）和中部各省，這些地方國民會議已有左翼發展，他們要求所謂「建設綱領」的改訂。在這些會議中，這樣反對意思占的地位雖還是少數，但是他們已有勢力，迫使會議不得不組織各種附屬委員會來考較運動的成就和失敗，並已提出意見要變更建設綱領中的條款：（一）用本國生產的機器工業來替代Charka和Khaddar，（二）義勇隊要從事體育的訓練和社會服務，（三）加入政務委員會（政府），組成反對的部分，（四）設立工業學校，（五）遣派宣傳員赴外國。有些這樣附屬的委員會——尤其是那普（Nagpar，中部省分）——已有意見鼓動各地，主張將阿梅大會和巴陶裡委員會決議根本廢棄。但是他們所提議的新綱領，並無什麼比舊的革命的地方。

　　（四）新的路徑

　　有些「亂人」的秘密組織，他們是從沒接受國民會議為他們的領袖的，大戰中間他們差不多全做了拘囚，現在也出臺活動了。自從改革開始，官家壓迫寬鬆後，這些人又重新集合他們渙散了的勢力。現在他們的多數已用個人的名義加入會議，但他們仍保留他們的秘密團體，因為他們要保持他們革命的傾向。這些人加入國民會議已發展不少，最近在彭加（Bengal）一省，這些份(5)子現很有力量，且在地方團中已占了多數，那邊的地方會議就是由一個前屬秘密團體的人管理的。這些分子現在是跟著大會的意思活動，他們不會自己提出更有力的奮鬥方法。他們估計把「不協作」的運動推進一步，但當了「不協作」「在非暴力」的石上撞破了的時候，他們便不能補救什麼，只說要用「暴力」了。現在他們表示要去活動，但是仍離開實際很遠。他們已在群眾中間組織了些團體，做宣傳和教育，但這些團體所做的宣傳和教育並不是革命的，脫不了改良觀念。但無論怎樣，現在是有了一個找新觀念和新方法來奮鬥的趨向。

　　（五）勞動運動

　　國民會議的資產階級——且已到了一種反動的程度——政策，是與勞動階級的運動有妨害的影響了。全印度職工會大會，是在阿梅國民會議前二月開的。因為是一個群眾示威的集合，職工會大會是要比國民會議更重要了。但這次大會對於政治的努力卻放鬆了些。大會同時的示威，性質是經濟的比政治的多。領導這樣示威的領袖人物，我們現在還不大明瞭。這樣新的趨向，國民會議並沒——或者不願意——注意到，只驚惶於群眾彌漫全國的勢力。那時最好是：國民會議定個奮鬥綱領，連為了勞動階級急迫的經濟奮鬥也包在裡邊。但會議走的路，卻是愈走愈離開工人和農人的一條狹徑。本牙工會大會差不多是和那邊的政治大會在同時舉行的，證明工會和勞動運動已顯然在反對革命的領袖指揮之下，完全與政治的運動分離了。同時國民會議與群眾爆發勢力的分離也暴露了，還有別的四省也是這樣。左派極端主義的反對是沒有價值，因為這個反對也沒接觸著群眾的力量。

　　政治運動與勞動階級的經濟運動已分開了很遠，這且不必說，勞動運動完全落在非革命的領袖手中了，雖然主觀的看來革命力量依然在進行。參加工會大會的工會多數，說他們是工人的組織，無(6)寧說他們是長官的公所，這些人們不是拿勞動運動來做資本的，便是替政府做走狗。他們估計指揮工人，怎樣處置他們，但他們還不能夠遏制勞動群眾自動——雖然覺悟尚少——的革命。在真的工會裡，反對「上層階級」的領袖漸漸產生了。

　　歸結來說，資產階級已證明他不能——而且也不願意——將印度運動引導向著革命了，小資產階級的極端主義，他倒不希望從和帝國主義的掠奪者妥協得回什麼，他想進前一步，但他們無能力找出——也不會用——一個很適當的戰鬥工具。

　　國民會議是建立成個全國的組織了，但現在他一方面缺乏革命的領袖人物，一方面又丟掉了群眾的幫助。能救正這種情形的分子現在還是很弱——但不是沒有。這種新分子發達起來，才會救現在已露裂紋的運動不出於分離。這新的分子會使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運動植基在勞苦群眾的革命起因上面，且也會推使不堪外力壓迫的資產階級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爭鬥。

　　大風雨前的沉默，這是印度現在的情形了！

　　1922年9月20日《嚮導》週報第2期

　　(1)「畫」應為「劃」。

　　(2)此處漏掉「面」字。

　　(3)此處漏掉「產」字。

　　(4)「暴」應為「爆」。

　　(5)「份」應為「分」。

　　(6)「無」應為「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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