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獄致全體同志書|方志敏

在獄致全體同志書

　　在獄致全體同志書(1)（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贛東北，閩北，皖贛，皖南各負責同志並轉全體同志：

　　親愛的同志們！關於我們這次失敗的原因、經過，以及我們入獄的愧悔交集，在別的文件上已經說明了，不再贅述。現向同志們貢獻的有下列意見：

　　（一）我在獄中細思贛東北蘇區的發展與紅軍的勝利，所以落後於中央蘇區和川陝蘇區的原因，實不能不歸咎於右傾保守主義。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三個整個年中，贛東北蘇區的環境是相當地順利，極有利於大發展。然而這三年中，不但沒有發展，且縮小了一部分。紅軍的勝利，也極不夠。其原因，就是党的領導存在著右傾保守主義的錯誤。對於白區工作，沒有予以極大地注意，沒有遣派得力幹部，沒有嚴厲揭發白區工作的右傾錯誤與加緊指導和督促。紅軍則盡在蘇區作戰，沒有大膽到白區去進行較大戰爭（紅十軍第二次進閩北，是衝破保守主義而在白區進行較大戰爭，就得了很大的勝利），自然損失了不少偉大勝利的機會。而各縣獨立營和遊擊隊，多是晚出早歸，不能在白區進行多時間的遊擊戰。當時蘇區周圍的白區，是異常空虛，群眾是異常地要求革命，而我們目光只看到蘇區以內，極端缺乏向外積極發展的精神，較之一九二八——二九年的進取精神，都有遜色。宏義(2)同志到贛東北後，對於右的富農路線、「左」的立三路線以及其他政治上錯誤的觀點，都給了正確地糾正，但對於保守主義不但未有揭發，而且不自覺地多方掩護自己的與黨內一般同志的保守主義的觀點，使他在黨內成為對外發展的阻礙。在一九三一年末，紅十軍領導者的右傾，已經十分明顯，當時省委給其糾正，也極不夠。中央幾次批評贛東北黨右傾錯誤的指示信，都沒有虛心地接受和討論，這不能不是黨的重大損失（宏義同志壓制黨內自我批評錯誤，過去是很明顯的）。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的指示信到後（十一月才接到），黨內才開始了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皖贛皖南新蘇的創造與遊擊戰爭的開展，明顯的是贛東北黨執行了中央指示信的結果。一九三四年，正當著敵人五次圍剿，蘇區周圍的封鎖線漸次造成，給對外發展不少的困難。回思一九三四年前三年，確實深感著那時錯失了許多有利發展的機會。就是這次紅十軍的失利，固然主要是我們領導上的錯誤和無能，但是進一步追問，則保守主義且是這次失敗的遠〔原〕因。因過去對皖南工作的忽視，以致紅十軍在皖南行動，沒有得到當地黨的和群眾有力地幫助，不能得到一個整天的休息（當然主要沒有取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折回蘇區，受到失敗。故我希望同志們謹記取過去血的經驗及教訓，時時注意加緊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積極向外發展，積極擴大和加強紅軍，積極擴大進行遊擊戰爭，用盡一切力量創造起新蘇區。在中國革命形勢更加發展的將來，將成為奪取京、滬、杭中心城市的紅軍根據地，意義是非常偉大的。

　　（二）關於紅軍工作，我覺得過去贛東北的黨是注意不夠。對於創造鐵的紅軍任務的重要性，還有認識不夠的地方。因而党的力量分配，紅軍方面之比重，是嫌輕了一點，與中央對於紅軍幹部的提選和分配比較起來，可以說我們沒有照著中央一樣做的。舉例來說，紅軍第五分校，是贛東北創造紅軍幹部唯一的機關，而省委負責同志，簡直沒有人去擔任功課，就是每星期日，也沒有人去講演。這種忽視培養紅軍幹部的錯誤，也是紅軍發展落後的一大原因。關於紅軍政治工作，我們過去做得不夠。紅七軍因過去政治工作也做得不很好，特別是政治工作人員與戰鬥員有時有隔膜，並且有時態度不親愛和缺乏耐性，因此，在皖南行動時，我曾向劉英和樂少華同志建議，要嚴格檢察自己政治工作方法優點和缺點，積極發揚其優點，改正其缺點。特別在白區長期作戰過程中，戰鬥員的疲乏與個別的悲觀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須有刻苦的耐勞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氣及勝利信心（但必須注意對形勢嚴重性的估計不足）。堅決反對沒有時間進行工作的觀點，要有廢餐忘寢的工作精神去做。這次在皖南行動，我們固不能說是不疲勞，然而領導者（是要由我負責）沒有及時打擊「沒有時間進行工作」的觀點。我與全軍軍政人員大家缺乏拼死命的工作精神，去利用行軍休息一分一刻鐘時間進行政治工作，加緊戰鬥員的教育和鼓動，甚至有一時期，軍中黨的工作陷於停頓狀態，這是多麼嚴重的一個錯誤呵！此外贛東北的諜報工作，始終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這對於紅軍的勝利，可說是極大的損失！同志們！過去我們若能有很好的諜報工作，我紅十軍要打多少偉大勝利的仗呵！只要想起敵人第九師百餘隻運械船之未被全截到（那次運械船，若截到則紅軍發展將有另一種形勢）與去年五五，五六，浙保衛師未予以及時打擊，至今尚甚痛心。所以我希望同志們：

　　一，以後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作〔做〕紅軍工作；在國內戰爭中，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鍛煉鐵的紅軍，取得戰爭勝利！

　　二，對紅軍幹部的培養，黨要十分用力！

　　三，所有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加緊學習軍事知識，學習戰略戰術，同時要大膽地到前線領導戰爭，絕對不能讓一個領導者成為一個軍事的門外漢。

　　四，各地黨部（只要領導紅軍的）都要設法購置或收繳無線電機，用極大力量打入敵人的機關中偵察消息，建立健全的諜報工作。

　　（三）贛東北群眾工作，我認為在全國蘇區中不是落後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可為模範，可為其他蘇區取效的。即此次主力紅軍西征，江西福建蘇區的群眾，就不及贛東北群眾鬥爭的堅持；贛東北群眾革命的忠誠，對革命領導同志的愛護與在鬥爭中的刻苦和頑強，都是值得讚美的。這次敵人對我談話，認為贛東北群眾「匪化」（？）太深與受共黨的麻醉太大，無法收拾。這並不是贛東北群眾有什麼特殊性，主要的是由於黨的群眾工作之深入和刻苦。這種群眾工作作風，應予以不斷地發揚和發展。我希望同志們更加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十分艱苦耐勞地教育群眾，堅決地站在群眾前面，領導群眾鬥爭！

　　（四）贛東北肅反工作，固然獲得了勝利，但其中嚴重的錯誤，卻也不少。在一九三二年的肅反鬥爭中，很明顯的我們是犯了「肅反中心論，肅反擴大論的簡單化」的錯誤。同時，是當時我們未免過分讚揚自己的成績，不願意也不敢去檢查一下自己的錯誤，一直到去年，在贛東北黨的文件上，還沒有明白承認過去肅反中的錯誤。當時若有附帶的責備到一些，我堅決地向同志們說，在這幾年的肅反運動中，特別在一九三二年，我們確實是錯處分了一部分人，錯捉了一部分人。贛東北有沒有隱藏反革命分子呢？無疑義是有的，但沒有那麼多。有沒有反革命的組織呢？無疑義地是有的，但沒有那麼龐大。這是因為黨和蘇維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與工農群眾的覺悟和組織，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膽，而阻止和阻礙其發展（如弋陽反革命之組織只發展了三人），沒有黨、團或蘇維埃中下級幹部，會輕易加入反革命組織的。因為我們保衛局工作之不十分健全，真的反革命派，確有些漏網（如閩北）；同時，有一部分革命同志，確有過無辜受禍的。我屢次向同志們說，過去肅反工作有錯誤，致有同志疑我對肅反不堅決或缺乏階級警覺性。實際上，我痛恨反革命派極為深刻。同時，我時常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們注意肅反，就在今天，我們不能絲毫放鬆肅反工作，而且要依著形勢的發展而更加緊肅反工作，對反革命是要採取最嚴厲最斷然的手段的；我們反對的，只是過分誇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視黨和蘇維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對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懷疑，易下判斷以及不去努力收集確證；這些都是要不得的。肅反的錯誤，會造成群眾間的恐慌與幹部的消極和不安。同時也在不自覺中損失了工作幹部，我想我們在這方面無形損失，也是不小的。錯放一個反革命分子與錯處分一個革命同志，其損害黨和革命利益是同樣的。

　　（五）贛東北白軍士兵運動的成績是極端不夠的。紅軍勝利不夠，固然影響到兵運成績，但主要的，還是過低估計了白軍士兵革命的積極性，與過分估計白軍組織中的白色恐怖，結果只能在外面宣傳，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內部活動。實際上，以我這次的經驗來說，白軍士兵生活之痛苦，是已到極點。因「刮」民黨的財政破產，對士兵的薪餉一再扣減。例如軍法處看守所的衛兵，是江西保安隊第二團之一連士兵，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伙食房子只得兩元大洋，每站一小時的崗，只得兩個半銅元，南昌生活程度如是之高，這一月兩元，到底拿來買鞋還是買香煙？！所以士兵都心懷不滿，口出怨言，開小差的，差不多天天都有。在前線作戰的軍隊生活更苦，尤其是在作戰外，還要修路造碉堡，這裡面只要有人打進去稍作活動，就可以激成兵變和起義。可惜我們竟無人打入，坐令士兵們的不滿，只能向著開小差的一條路上走。再則白軍士兵亦極易接近。如我雖是一個重囚，找他們談話時，他們都很和藹可親地來和我談，自生活問題談到革命問題。他們之中很多被紅軍俘虜過，到過蘇區，都眾口同辭地說，蘇區好，紅軍好，很容易結成朋友。我向同志們建議：

　　一，要訓練一批得力同志到白軍內當兵，從內部進行活動最為有力。到白軍去當兵的同志，一定要經過充分地訓練。

　　二，組織白軍駐地能接近白軍的群眾，使其進行兵運。例如築有碉堡的地方，只要有可靠群眾，其守兵是不難運動的。只有運動守兵使其嘩變，才能粉碎敵人碉堡政策，以恢復蘇區。

　　三，對於白軍俘虜以後，還要十分優待，加緊教育他們，並與他們發生一種友誼的或帶封建性組織的關係，使他們出來不致忘掉蘇區。這次我們更感覺到優待俘虜工作之極端重要性。

　　四，拖槍來歸者須給錢，並加以訓練，除留用外，須派出來進行兵運，此項工作做得好，兵運極易收效。總之，要嚴格與不做兵運工作或以兵運工作做不出什麼成績的觀點作鬥爭。同時，對於俘虜兵須大膽留用，不要怕懼，只要政治工作做得好與待遇適當，俘虜兵決不致有損害于紅軍。要打破過去對俘虜兵機會主義過低的估計與畏怕心！

　　（六）怕做城市工作與城市工作之無成績，恐怕是贛東北黨最顯著的弱點了。有些同志對於城市的白色恐怖過分估計，好像敵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動，且不可一日居住，這完全是錯誤的。只要這個同志有相當城市生活的經驗，找到適當的職業以為掩護，有相當夠用的經費，加上同志的刻苦工作和注意秘密工作的技術，城市工作的成績是可預期獲得的。無論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士兵運動，學生運動都可以做出成績來。現在到處人心惶惶，除一部分特別反動的地主資本家和法西斯匪徒外，誰會留戀於萬惡的「刮」民黨統治，誰不心懷憤恨和激怒，不過因無人領導，表面上是歸於沉寂而已。我希望同志們火速訓練一批城市工作人員出來。選擇一部分鬥爭較久、有工作能力的幹部，給予充分訓練，派去城市工作，並經常予以指導和檢查，必能獲效。嚴格與忽視城市工作的傾向作鬥爭！

　　（七）訓練幹部的工作，是更加重要。過去贛東北所辦的黨校，成績較小。主要原因，我認為由於理論與實際之不相聯繫的教授方法，有很多缺點；而校中負責人，又多是兼職，不能專心於校中的教育工作。教員鐘點到了上課，下課就走了。對於校內的思想鬥爭，理論和實際工作的討論，少有得力同志去參加指導。我提議：

　　一，在目前環境之下，想安穩辦黨校是不可能，只能開少數人短期訓練班或各種會議進行教育工作。將目前發生各種實際問題拿來與黨的理論、黨的決議聯繫起來說明和解釋，這樣來提高同志的能力。

　　二，多注意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應多解釋和指導，以增長他們工作能力及鬥爭經驗。

　　三，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黨內思想鬥爭和政治教育，積極提高黨內同志政治理論的水平線。

　　四，誠懇地盼望同志十分努力訓練出一千個新的工農幹部，以填補我們這次失利的損失。

　　（八）在敵人造碉堡推進蘇區環境之下，又加我們這次失利的環境影響，鬥爭條件將更加艱苦，不亞於一九二八——二九年時候。但我堅決相信，久經戰鬥的你們，以及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各地同志，定能勝任這艱苦戰鬥任務的，並能在百折不撓的戰鬥中，終於要戰勝敵人的！我希望同志們在這革命大轉變的關鍵，大家都要咬緊牙關，不怕困難，不怕危險，不怕勞苦，發揚布爾塞維克最高的積極性、頑強性、堅持性，務要完全消滅敵人，為被日寇和法西斯「刮」民党屠殺的同志們復仇，為爭得全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是不能再與你們共同奮鬥了，我是如何地慚愧著和難過呵！我上面所說的意見，都是我最近感觸到，當然裡面免不了有錯誤。說錯了請你們批評，說對了的，請你們執行。我們雖囚獄中，但我們的腦中，仍是不斷地思念著同志們的奮鬥精神，總祈禱著你們的勝利和成功！我直到現在，革命熱誠仍和從前一樣。我正在進行越獄的活動。我想，我若能越獄出來，我將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創造新蘇區和新紅軍，以恢復這次損失！同志們！越獄恐難可能（主要的是無外援），那時只有慷慨地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責任，只有加重到同志們的肩頭上了！同志們！十分親愛的同志們！永別了！請你們努力吧！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卻了為黨努力的機會。你們要認識：你們能夠為黨工作，為黨鬥爭，那是十分寶貴的。我與劉、王、曹(3)同志等都是敵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為黨拼命工作的機會了。這是無可奈何的！我能丟棄一切，惟革命事業，卻耿耿在懷，不能丟卻！同志們：十分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經常記起你們多年在一起奮鬥的戰友們之慘死，提起奮勇的精神，將死敵的日本帝國主義趕快趕走吧，將萬惡的國民黨統治趕快推翻吧！謹向你們及你們領導下的紅軍和工農群眾致熱烈的革命敬禮！！

　　是你們誠摯的朋友

　　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寫成

　　六月十九日密寫

　　【注】

　　(1)這是首批從獄中傳出並成功地送到黨組織的文稿之一，1936年1月此文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等，並同他人撰寫的相關紀念文章集結，以《民族英雄方志敏》為書名，由《救國時報》報社油印出版。

　　(2)宏義，即曾洪易（1904—1951），江西萬安縣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7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贛東北蘇區，極力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給蘇區造成巨大災難。1934年底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嚴重局勢下悲觀動搖，潛逃上海。1935年5月叛變投敵。1951年10月被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以叛徒、反革命罪判處死刑。但在行刑批復下達前，於11月9日病死獄中。

　　(3)劉、王、曹，即劉疇西、王如癡、曹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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