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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伐軍到了江西以後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被派去參加廣東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到了廣州(1)。由反革命的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地方,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廣州,覺得各種現象,都是生氣勃勃的,另是一種的。當輪船駛進虎門要塞時,看到環要塞的一道粉白圍牆上,寫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十個大字,精神為之一振!到了廣州,看到各處所貼的嶄新的革命標語,省港罷工工人的堅決鬥爭,各地革命農民代表的踴躍赴會與革命軍人的和藹可親,這些情形,都使我感著愉快。農民代表大會,經過了五天,我從彭湃同志的談話、演說、報告中,學得了許多農民運動的方法。(彭湃同志是廣東農民群眾最有威信的一個首領,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國民黨屠殺了!他的名字,是永遠在中國革命歷史上輝耀著,廣東的農民群眾,也永遠不會忘記當日領導他們向地主鬥爭的領袖!)後參加十萬人的廣州紀念大會,又隨勞農兩大會的代表——中國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2)與廣東農民代表大會,同時在廣州開會——到廣州國民政府,請願出師北伐;後又到省港罷工委員會、石井兵工廠等處參觀,都覺得很是滿意。滿望回到江西,大大地作一番運動,哪知剛到上海,又吐起血來了。這次肺病大發熱度升到攝氏表四十一度,幾至於死。

  得到中國濟難會的幫助,在上海醫院醫治了兩個月,才能緩緩地行步;後又轉到牯嶺普仁醫院醫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點轉機。這次若不得濟難會醫藥費的幫助,早就病死離去人世了。

  在牯嶺醫院中,天天盼望著北伐軍勝利的消息。一日,從病友處忽得到一張武漢報紙,乃是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報紙,我把那張報的每個字都念過了。不禁狂喜!再過不久,北伐軍佔領了江西,我就依照黨的指示,下牯嶺到南昌來工作。

  本來,在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江西,革命運動應該徹底進行。但當時共產黨的中央,被陳獨秀腐朽的機會主義所統治,離開階級立場,背叛階級利益,放棄革命的領導權,阻止工農群眾鬥爭的開展和深入,以致黨脫離群眾,不能領導群眾;不去組織工農的軍隊,也不去進行國民軍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去妥協資產階級,以求其所謂民族聯合戰線的鞏固!這樣可恥的機會主義,將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領導到失敗。

  我當時當任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重責,因黨沒有正確路線的領導,雖說是組織了六百萬農民協會的會員,但農民鬥爭沒有更高程度的開展,沒有積極地領導農民群眾向剝削階級進攻,以致會員沒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實際利益,農民對農民協會也就不會有深厚的熱情;其次,組織訓練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夠,農民協會的工作方式,也是帶著官僚主義的,如我在省農民協會時,除開會外,就只批批各縣來的「等因奉此」的官樣公文,連南昌近郊的農民運動,也沒有很好地進行。尤其重要的是農民武裝——農民自衛軍沒有積極地去組織和鍛煉——這些都是使農民協會不能有真實的力量的原因。

  當時,江西的AB團(3)卻非常積極地進攻省農民協會,要奪到他們手裡去。他們把持著省黨部,今天對省農協一個決議,明天對省農協又要玩個花樣,我是首當其衝的人,我成了他們的眼中釘,每天早晨起來,拿起報紙來,首先就要看省黨部又有什麼進攻省農協的新辦法;為對付他們的進攻,確費了不少的心思。他們委派了兩個委員到省農協,當然不是來做工作,而是來和我們搗亂子;每次省農協開會時,我總與他們先爭後鬧,最後就拍桌大罵而散。

  江西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他們首先就要圈定省農協的委員;我電問中央農委——中央農委書記為毛澤東同志,如何對付;得複電:須堅決反對,寧可使農協大會開不成功,不可屈服於圈定辦法。他們圈定不成,就用金錢收買選票,結果露出馬腳,大鬧笑話!大會選舉他們算是失敗了,省農協沒有被他們奪取去!他們散佈謠言說,要用手槍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為意。

  過了不久的時候,朱培德(4)的態度,一天一天地右傾,公開說工農運動過了火,現在要開一開倒車等反動話;可是我們省委也沒有想出一點革命的應付方法,整天只是機會主義的叫同志去拉攏影響而已。

  「歡送共產黨員出境!」「共產黨員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氣地對付!」「制止工農運動的過火!」這些嚴重示威的反革命標語,都是以機關槍連迫擊炮連軍隊的署名到處貼出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我幾次跑到省委去說,要省委急電中央想辦法,省委總是說:「把黨的機關逐漸秘密起來,你們還是盡力去拉攏和影響他們。」

  在六月的一天——我忘記了是哪一天,歡送共產黨員的事情果然發生了。我正在省農民協會看各縣農民鬥爭的報告,一個有地位的人,喘氣不止地跑來通知我說:「你趕快走吧!朱培德今日要送你們去武漢。」他連催我走,我就一氣跑去省委機關。我剛離開省農協不久,朱培德派來的一營兵,就把省農協圍住,將我的臥房,翻箱倒櫃地檢查,又將省農民自衛軍一連人繳械。這次他扯去了假面具,他那猙獰的地主將軍的面貌,完全暴露出來了。

  過後一刻時,得悉朱培德一共要歡送二十四個共產黨員出境(其中有幾個是左派(5))。他做了許多假把戲——如請酒餞行,送旅費和安家費,每人一千六百元,派花車給這些人坐等等;這次還不敢公開屠殺,因武漢還未失敗。省委決定我不要去武漢,要我到吉安去做農民運動。我就藏在省委機關暫住;適彭湃同志也來了江西,我們不期而遇地同住了幾天。

  就在去吉安之前幾天,我與我的妻——繆敏(6)同志結婚。我們的婚禮很簡單,只是幾個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飯就算了。

  自北伐軍到江西以後,我是做了近十個月的公開工作。現在細想起來,深覺得那一時期的工作,既無明確的政治路線,又無一定的工作方針,雖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沒有忙出一個什麼好名堂來!那時的工作,可以說是上層的而不深入下層;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實際化;是帶著腐化享樂的傾向,而沒有艱苦地去進行工作——總之,是機會主義的,而不是布爾塞維克的。這樣的黨,這樣的工作,哪裡會積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階級敵人,去達到革命的最終勝利。所以暫時的同盟者,一翻轉臉皮,說句假客氣的話:「歡送你們共產黨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滾蛋了!

  別了,南昌!汽笛一聲,我坐著小輪船向吉安前進。

  【注】

  (1)方志敏到廣州時間為1926年4月。

  (2)應為中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

  (3)AB是英文「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AB團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1927年4月該組織解體。

  (4)朱培德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兼江西省政府主席。

  (5)指國民黨左派。

  (6)繆敏(1910—1977),江西弋陽縣人。1927年與方志敏結婚。在贛東北蘇區先後擔任婦女職業學校校長、省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職。1935年6月9日被國民黨當局被捕入獄。1938年獲釋後轉赴延安,參加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建國後歷任中共上饒地委組織部部長、江西省衛生廳副廳長等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方志敏戰鬥的一生》等。1977年7月9日在南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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