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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個苦學生


  湖塘村共有八十餘戶,其中欠債欠租,朝夕不能自給的,就有七十餘戶;負累不多,弄到有飯吃有衣穿,差堪自給的,只有七八戶;比較富有的只有兩戶。

  從遠處望去,我這村莊的外景,還是很好看的:村背靠著兩座矮山,山上都長著茂盛的樹林;村的周圍,長著許多花果樹,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綠的樹木掩蔭著。村前是三口養魚的塘,水明如鏡,每天早晨,全村婦女們,都在這塘裡洗衣服。魚塘的前面,就是一塊大田畈,在春深時節,滿畈盡是綠苗,微風吹來,把綠苗吹成一層挨一層的綠的波浪。更遠一點,就是一條小河,彎彎曲曲的流著,流進村右邊的水口林裡,被樹林遮住不見了。四圍的樹都長出綠葉,在綠葉裡跳上跳下的各種鳥兒,都鳴出悅聽的聲音,互相唱和著。戴笠的農民,三三兩兩的散在田畈上,彎身低頭地在做工。這樣的農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風景片來,我覺得並不會遜色,不過我自愧不是一個文字家,不能很美麗地將它描寫出來。

  但是,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進村裡去看看,那就有點不雅觀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糞渣,零零散散地散佈在路上;房屋多是東倒西歪的,新的整齊的房屋很少;房屋內都是煙塵滿布,雞屎牛糞,臭穢難聞;村內的溝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滿溝。各種各樣的蟲蟻,到處蠕蠕地爬動。到暑天時節,蠅子統治日間,蚊子統治夜間,真有點令人難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慣的人們,初跑進這樣的鄉村中來,一日都覺得難過下去的。在這樣污穢環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1)爛腳的特別多。如果你要責備這些農民,為什麼這樣不愛清潔衛生,不實行「新生活運動」,那我可以告訴你,他們被人剝削,苦到飯都弄不到吃,哪裡還有餘力來講清潔衛生;苦到幾乎不能生活,哪裡還能實行新生活。比如一個農民患著隔日一來的一寒一燒的病,他曉得這是打皮寒,他又曉得治皮寒頂好的藥,就是鬼子丸——金雞納霜丸,農民只曉得叫鬼子丸,當他問人:「鬼子丸多少錢一個?」「一百錢一個。」(鄉村的藥賣得貴,每丸要賣一百錢)「吃幾個就會斷根?」「總要十幾個才會斷根吧。」「那吃不起,還是讓挨下去;有命就會挨好來,挨不好,死了就算吧!」買幾個皮寒丸來治病都無錢,讓他盡病下去,病到後來,多數是肚皮上硬起一塊,眼珠發黃,農民不知是脾腫脹,而說是肚子裡結了一個血果。病到這個地步,這人的健康,是永難恢復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燒十幾次,就會瘦得一層皮包骨頭地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爛腳也是一樣,開頭只是一個豆子般大的毒口,發紅發腫;讓他擺著沒藥醫,過了幾天就爛到盞口一般的大了,再又過幾天,就爛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盡過下去,他就成了一個「老爛腳」了!中國工農貧苦群眾的身體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錢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時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裡總感著難過,合得(2)將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終想不出一個改良的方法來。不徹底革命,你會有什麼力量來改良農村,從前一些熱心新村運動者(3),他們到底做出來一點什麼成績,他們不都是宣告失敗了嗎?只有蘇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才把全國農村,不是改良而是徹底的改造了,千千萬萬的農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這是我們應該走的一條正確路線。現在把話說轉來:我這村莊的情形如此,其他村莊的情形——說遠一點,全中國村莊的情形,據我所看過的,又何嘗不都是如此!中國農村的衰敗、黑暗、污穢,到了驚人的地步,這是人人知道,毋庸諱言的了。

  在我村內,我家是一大戶,男女老少,共三十餘口,經濟地位是足以自給的中農。我家種田二百餘畝,有百餘畝是向著地主租來種的,每年要向地主納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種的,都一律種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裡燒鍋弄飯,洗衣喂豬,以及紡紗績麻,也要做著極大的勞動。因為家庭經濟困難,我父親的兄弟們以及我同輩的兄弟們,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讀三年書,即出來種田。「認識自己的名字,記得來工匠賬就算了,還想什麼進學中秀才?」這是我家裡的人常說的話。至於我們的姐妹,他們是女子,照老道理來說,女子是不必讀書的,而且又是「賠錢貨」,長大了總是要嫁人的,更無須讀書,所以她們沒有一個識字的。

  我呢?我還是多讀了幾年書,原因是我的天資,比較我的兄弟們都聰明一點。我在啟蒙那一年所讀的書,就比同塾兒童三年讀的書還更多。訓蒙的老先生,是一個窮秀才,他高興起來,認我是個可教的孩子,就對我講解些書中的字義文義。讀過幾年之後,我也就能夠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親(4),到這時也不忍要我停學,就勉力讓我繼續讀下去。

  我到十七歲時,才進高等小學校,在校得與邵式平(5)同志認識,三年同班,朝夕不離,情投志合,結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國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所提出的亡國二十一條的運動。愛國運動,波及到弋陽時,我是最愛國的一分子。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企圖滅亡中國的橫暴,心裡憤激到了極點,真願與日本偕亡!學校裡發起的抵制日貨、向群眾講演和示威遊行,我都是忘餐廢寢地去做。為得立誓不用日貨,我曾將很不容易買來的幾種日貨用品,如臉盆、牙刷、金剛石牙粉等都打碎拋棄,情願自己沒有得用。

  二十歲在高小畢業,父親東扯西借,借到幾十塊錢給我來省。我投考到南昌工業學校,讀了兩年,又因學校的腐敗不堪,鬧了一次風潮開除出來。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偉烈學校讀了一年,以後真是借貸無門,也就只得輟學了。

  總計我共讀了十一年書,在私塾五年,沒有用什麼錢,以後到高小、工校、南偉烈學校讀書,都得用些錢。我讀書用的錢,比較豪富學生用的錢,是不及他們用的百分、幾百分之一,但每塊錢都是從人家借來,六年用去的錢,連本帶利,就變成一筆七百元的巨額債款了。這筆債款,真像一塊千斤重的石頭,壓得我全家人無地自存!(那時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親母親(6),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處在憂愁之中,為的就是這筆債款不能還!他倆老人家,每夜雞鳴時候,就都醒了。他們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債!「這筆債款盡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樣才還得清這筆債呀!咳!咳!咳!……」結果,總是長噓短歎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聽的,就是這一類的話;但我的父親母親,總是哭喪著臉,盡以這一類的話對我談,真逼得我坐臥不安!我如此親嘗著這負債的苦味,深味著負債人心中不可描畫出來的深憂!我在二十三歲時,決然廢學,固然是借貸無門,無法籌得學費;同時也不願因我一人求學,給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憂愁!

  【注】

  (1)即發瘧疾。

  (2)方言,「應該」的意思。

  (3)19世紀初,法國有一部分文人學者,因感於社會的腐敗,主張以互助友愛為基礎,在農村組織新村落,以之為理想社會的模範,這種運動,稱新村運動。以後日本則有武者小路實篤在日本試行。五四運動後,我國一些受這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也把建立和發展「新村」式的小組織當成改造社會的捷徑,幻想通過樹立典型,擴大影響,把舊社會改變為新社會,而不是要通過革命的手段,來改變舊的社會制度。這也是所謂「新村運動者」。他們在我國推行了一陣子,結果都失敗了。

  (4)父親方高翥,江西省弋陽縣人,幼年讀過私塾,粗通文墨。一生務農,曾兼做過茶葉生意。1934年病故。

  (5)邵式平(1900—1965),江西弋陽縣人。1925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在南昌從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同方志敏一起發動弋(陽)橫(峰)暴動,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1934年參加長征。解放後,先後任中共中南局委員,江西省委第二書記,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1965年3月病逝於南昌。

  (6)母親金香蓮(1878—1957),江西省弋陽縣人。聰慧賢淑,勤儉治家,聞名鄉里。55歲時,小兒子方志慧犧牲,越年丈夫病逝,再越年大兒子方志敏英勇就義。僅有的兩個兒子犧牲後,流離失所,衣食無著,仍含辛茹苦獨自艱難撫養孫輩成人。建國後,隨兒媳繆敏居省城南昌,頤養天年。1951年,獲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據地訪問團團長謝覺哉代表中央政府授予的榮譽勳章。1957年10月5日在南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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