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逃難_豐子愷

藝術的逃難

　　那年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向北攻陷賓陽。浙江大學正在賓陽附近的宜山，學生、教師扶老攜幼，倉皇向貴州逃命。道路崎嶇，交通阻塞。大家吃盡千辛萬苦，才到得安全地帶。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帶了從一歲到七十二歲的眷屬十人，和行李十餘件，好容易來到遵義。看見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說：「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我不禁失笑，因為我這次逃難，的確受藝術的幫忙。

　　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不勝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餘裡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裡。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為了教課，兒女是為了讀書。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後，宜山的人，大家憂心悄悄，計劃逃難。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大家莫知所適從。我每天逃兩個警報，吃一頓酒，遷延度日。現在回想，真是糊裡糊塗！

　　不久賓陽淪陷了！宜山空氣極度緊張。汽車大敲竹槓。「大難臨頭各自飛」，不管學校如何，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我家分兩處，呼應不靈，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代我及其他兩家合雇一輛汽車，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一九三九年的）送到都勻。言定經過離此九十裡的德勝站時停一停，讓我的老弱六人上車。一方面打長途電話到思恩，叫他們整理行物，在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而汽車杏無影蹤。等到上午，車還是不來，卻掛了一個預報球！行李盡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兩把汗。幸而警報不來；但汽車也不來！直到下午，始知被騙。丟了定洋一百塊錢，站了一天公路。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

　　找旅館住了一夜。第二日我決定辦法：叫兒女四人分別攜帶輕便行李，各自去找車子，以都勻為目的地。誰先到目的地，就在車站及郵局門口貼個字條。說明住處，以便相會。這樣，化整為零，較為輕便了。我惦記著在德勝站路旁候我汽車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車先到德勝。找了一個朝晨，找不到。卻來了一個警報，我便向德勝的公路上走。息下腳來，已經走了數裡。我向來車招手，他們都不睬，管自開過。一看表還只八點鐘，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決定徒步四十五裡到懷遠站，然後再找車子到德勝。拔腳邁進，果然走到了懷遠。

　　懷遠我曾到過，是很熱鬧的一個鎮。但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長街，店門都關，不見人影。正在納罕，猛憶「豈非在警報中？」連忙逃出長街，一口氣走了三四裡路，看見公路旁村下有人賣團子，方才息足。一問，才知道是緊急警報！看表，是下午一點鐘。問問吃團子的兩個兵，知道此去德勝，還有四十裡，他們是要步行赴德勝的。我打聽得汽車滑竿都無希望，便再下一個決心，繼續步行。我吃了一碗團子，用毛巾填在一隻鞋子底裡，又脫下頭上的毛線帽子來，填在另一隻鞋子底裡。一個兵送我一根繩，我用繩將鞋和腳紮住，使不脫落。然後跟了這兩個兵，再上長途。我准擬在這一天走九十裡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記錄。

　　路上和兩個兵閒談，知道前面某處常有盜匪路劫。我身上有鈔票八百餘元（一九三九年的），擔起心來。我把八百元整數票子從袋裡摸出，用破紙裹好，握在手裡。倘遇盜匪，可把鈔票拋在草裡，過後再回來找。幸而不曾遇見盜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勝。到區公所一問，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夥鋪裡。我找到夥鋪，相見互相驚訝，談話不盡。此時我兩足酸痛，動彈不得。夥鋪老闆原是熟識的，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窩裡，一邊飲酒，一邊談話，感到特殊的愉快。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有其溫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電話，知道我的兒女四人中，三人已於當日找到車子出發。啊！原來在我步行九十裡的途中，他們三人就在我身旁駛過的車子裡，早已疾行先長者而去了！我這裡有七十二歲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歲的男孩、十歲的女孩，以及一歲多的嬰孩，外加十餘件行李。這些人物，如何運往貴州呢？到車站問問，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車站，見一車中有浙大學生。蒙他們幫忙，將我老姐及一男孩帶走，但不能帶行李。於是留在德勝的，還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餘件，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車愈加困難。而戰事日益逼近，警報每天兩次。我的頭髮便是在這種時光不知不覺地變白的！

　　在德勝空住了數天，決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覓汽車。這早上來了十二名廣西苦力。四乘滑竿，四個腳夫。把人連物，一齊扛走，迤邐而西，曉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風。舊小說中所寫的關山行旅之狀，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館也很漂亮。我賃居某旅館，樓上一室，鏡臺、痰盂、茶具、蚊帳，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館。老闆是讀書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氣；但問起向貴州的汽車，』他只有搖頭。我起個大早，破曉就到車站去找車子，但見倉皇、擁擠、混亂之狀，不可向邇，廢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曉到車站，我手裡拿了一大束鈔票而找司機。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鈔票，抱歉地說，人滿了，搭不上了！

　　有的問我有幾個人，我說人三個，行李八件（其實是五個，十二件），他好像嚇了一跳，掉頭就走。如是者凡數次。我頹唐地回旅館。站在窗前悵望，南國的冬日，驕陽豔豔，青天漫漫，而予懷渺渺，後事茫茫，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傳聞敵將先攻河池，包圍宜山；柳州。又傳聞河池日內將有太空襲。這晴明的日子，正是標準的空襲天氣。一有警報，我們這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怎樣逃呢？萬一突然打到河池來，那更不堪設想了！

　　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好幾天，前途似乎已經絕望。旅館老闆安慰我說：「先生還是暫時不走，在這裡休息一下，等時局稍定再說。」我說：「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萬一打到這裡來，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說：「我有家在山中，可請先生同去避亂。」我說：「你真是義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為報呢？」他說：「若得先生到鄉，趁避亂之暇，寫些書畫，給我子孫世代寶藏，我便受賜不淺了！」在這樣交談之下，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闆入山；二三分還想覓車向都勻走。

　　次日，老闆拿出一副大紅閃金紙對聯來，要我寫字。說：「老父今年七十，蟄居山中。做兒女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觴上壽，欲乞名家寫聯一副，托人帶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蓽生輝！」我滿口答允。就到樓下客廳中寫對。墨早磨好，濃淡恰到好處，我提筆就寫。普通慶壽的八言聯，文句也不值得記述了。那閃金紙是不吸水的，墨瀋堆積，歷久不幹。門外馬路邊太陽光作金黃色。他的管帳提議：抬出門外去曬，老闆反對，說怕被人踏損了。管帳說：「我坐著看管！」就由茶房幫同，把墨蹟淋漓的一副大紅對聯抬了出去。我寫字時，暫時忘懷了逃難。這時候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上樓去休息，豈知一線生機，就在這裡發現。

　　老闆親自上樓來，說有一位趙先生要見我。我想下樓，一位穿皮上衣的壯年男女已經走上樓來了。他握住我的手，連稱「久仰」，「難得」。我聽他的口音，是無錫、常州之類。鄉音入耳，分外可親。就請他在樓上客間裡坐談。他是此地汽車加油站的站長，來的不久。适才路過旅館，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是我寫的，而墨蹟未乾，料想我一定在旅館內，便來訪問。我向他訴說了來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說：「我有辦法。也是先生運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輛運汽油的車子開都勻。尚有空地，讓先生運走。」我說：「那麼你自己呢？」他說：「我另有辦法。況且戰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後才走的。」講完了，他起身就走，說晚上再同司機來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刹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倖！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豈知這天晚上，趙君果然帶了司機來了。問明人數，點明行李，叮囑司機之後，他拿出一卷紙來，要我作畫。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願，同時又很苦痛。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

　　但在那時，也只得勉強破例，在昏昏燈火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次日一早，趙君親來送行，汽車順利地開走。下午，我們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都勻。汽車站壁上貼著我的老姐及兒女們的住址，他們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離散了十六天之後，在安全地帶重行團聚，老幼俱各無恙。我們找到了他們的時候，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正是「人世難逢開口笑，茅臺須飲兩乾杯！」這晚上十一人在中華飯店聚餐，我飲茅臺酒大醉。

　　一個普通平民，要在戰事緊張的區域內舒泰地運出老幼五人和十餘件行李，確是難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對聯的因緣，居然得到了這權利。當時朋友們誇飾為美談。這就是某君所謂「藝術的逃難」。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微細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云：「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趙君名正民，最近還和我通信。

　　1946年4月29日于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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