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悼夏丐尊先生

悼夏丐尊先生

　　【即《悼丐師》】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象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慶客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