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伯豪之死(2)

伯豪之死(2)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游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俶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後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雲，一面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

　　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讚歎！他對我說：「這裡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於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裡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凶得很。

　　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麼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

　　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裡的境遇，又慶倖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學校裡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麼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為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于余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

　　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歎他的志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歎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游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贊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只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于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范育初白。」後面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倖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為他在余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徵求我的弔唁。澤民從上海回余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准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這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吊，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世間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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