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禮記》

《禮記》

　　二戴所傳之《記》中，多存漢早年文學，現在舉幾篇重要的敘說一下子，其但關於制度，祭祀的，考證應詳，非一時所能就，故從闕。

　　《曲禮》這篇文章恰如這個名字，所談皆是些禮之節，無長段，都是幾句話的小段。從開始「不敬」起，至「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稍談修養並極言禮之重要，以下便是一條一條的雜記了。所記多是些居室接人的樣子，很可表現魯國儒家（一種的）之樣子主義，也有很多是釋名稱的，如前邊所舉「十年曰幼學」等，末尾尤多。這篇東西的材料大約多是先秦，然也有較後的痕跡。如「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這斷非漢朝一統天下時代的話，且所舉名稱與《禮》，多與《春秋》合，與《孟子》、《荀子》亦有同者。所以這部書的大多部分應是先秦的物事，或者竟在春秋戰國之交。這本書裡包含很多魯國「士階級」之習俗及文教，故歷史材料的價值很大。然很後的增加也有，如「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這已經純是秦漢間方士之談了。

　　《檀弓》這篇恐是《禮記》中最早之篇，所記雖較長，不如《曲禮》之簡，仿佛繁者宜居後，然裡面找不出一點秦漢的痕跡來，（這篇裡所記多魯故，間有衛齊晉事，無戰國事，所記晉獻文子之張老，猶在前也）。所記固是喪葬祭一流的事，而和《論語》、《孟子》、《荀子》相發明處很多，所列的些名字也多是春秋末乃至戰國時儒家或與儒家多少相涉的人。取韓非儒分為八之言以校之，則數家之名見於此篇，取墨子非儒之義以核之，則此篇裡恰有為墨論引以為矢的的話（《檀弓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虞，其曰明器神之也。」此外一切以喪祭為人生惟一重事的話，皆墨家所力攻者）。《論語》孔子叩原壤之脛，曾子臨死戰戰兢兢之言，孟子有若似夫子等語，在《檀弓》裡都有一個較詳的敘述。這篇裡面已經把孔子看作神乎其神，《史記》野合而生孔子之說，雖尚未出，然孔子在《檀弓》中已不知其父之墓，且已是損益三代，宗殷文周的人，並可預知其死了（《國語》已把孔子看成神人，這需要至少好幾十年，孔子同時人斷無如此者，故《國語》、《左氏》作者斷非孔子之友「魯君子左邱明」）。所有一切服色，宗制，漢代儒者專以為業的，在這書裡也有端了。曾子一派下來之魯國正統儒家，在這篇裡已經很顯得他的勢力了。這篇裡實在保存了很多很多可寶貴的七十子後荀子前儒家史料。

　　《王制》《王制》中的制度與《孟子》、《周禮》各不同，究是何王之制，漢儒初未曾明說。如說是三王一貫之制，乃真昏語。東漢盧植以為《王制》是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引見《經典釋文》卷一及卷十一），大約差近。《周禮》之偽，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整齊及瑣碎，是絕不能行之制度，《王制》之偽，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刻板的形式，也是絕不能行之制度。如說，「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裡之國六十，五十裡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閑由。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裡之國二十有一，五十裡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閑由。」這樣的制度，就是新開闢的美洲，拿著經緯線當省界的.也還辦不到。但這篇中若干的禮制與初年儒家說相發明，其教胄子，論選士，合親親及名分之誼以折獄，戒侈靡，論養老等，皆漢初儒者以為要政者，試與賈誼疏一校即知。其不帶著戰國的色彩，亦甚顯然，蓋戰國人論制，無此抽象，無此刻板，無此系統者。所以盧植以為文帝令博士作，即使無所本，也甚近情，實不能因盧是古學，古學用《周官》，遂大抑《王制》也。

　　這篇很代表漢初年儒家的政治思想。《禮記》由二戴刪錄，二戴不與古文相干，所以這一篇還能經古文學之大盛而遺留。但鄭玄覺其與《周禮》違，遂創為殷制之說，此實不通之論。

　　《王制》自古文學興後，即不顯，朱文公亦不喜他，直到清嘉慶後，今文學復興，以後以經籍談政治者，愈出膽愈大，於是《王制》竟成素王手制之法。此種議論，發之康長素，本甚自然，發之紹述王、段之俞蔭甫乃真怪事，總是一時習俗移人呵。

　　《月令》這一篇同時見於《呂覽》，又刪要見於《淮南鴻烈·時則訓》。然《淮南子》有此無足異，《禮記》與《呂覽》有此，俱甚可怪。這篇整齊的論夏正，應該是漢初陰陽家的典籍，這個照道理放不進儒家的系統之內，而與《呂氏春秋》的其他各篇也並不相連屬，但秦始皇帝坑燕齊海上術士，而扶蘇諫曰，諸儒皆誦法孔子，荀卿亦以五行譏孟子子思，那麼，陰陽家的勢力浸入儒家，由來甚久了。到漢時，刑名黃老儒術無不為陰陽所化，《易》竟為六經之首，結果遂成了圖錄讖緯。然陰陽學在當時頗解些自然知識（看《淮南子》），曆法其一。《禮記》中之有《月令》，是漢先年儒術陰陽合糅的一個好證據。至於以《十二紀》分配《呂覽》十二卷，應該也是漢人的把戲。（本書《序意篇》雲，「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是未嘗紀曆也。）

　　《曾子問》所論皆禮之支節，又傅會孔子問禮老聃事。

　　《文王世子》漢早年每以良儒為太子諸王太傅，雖文景不喜儒，這個風尚卻流行。我疑這篇正是當時傅太子或傅諸王者之作，然無論如何，此是漢代所作，中雲「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是秦以來爵。

　　《禮運》《禮運》運字之解釋，當與「天其運乎」、「日月運行」之運同，指變動言，故始終未必如一。但，縱使如此，此篇之不一貫尚極明顯，細按之實是拼湊好幾個不同的小節而成，每節固非如注疏本中所章句者之短，而亦不甚長，前後反復及顛倒之痕跡，已有數處。這篇裡有一個甚顯著的色彩，就是這一篇雜黃老刑名之旨、並不是純粹儒家的話。如：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按，禮是儒者之詞，柄是刑名之語），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按此是黃老馭政之術），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者，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亦儒道刑名混合語）。

　　尤其有趣的是最前兩大節，宗旨完全相反。第一大節中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已經極言禮為世運既衰後之產物，維持衰世之品。其下言偃忽問，「如此乎禮之急也」，已不銜接，而孔子答語，「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夫禮必本於天」，又這樣稱禮之隆。這顯然不是一篇之文，一人之思想。

　　此篇第一節中論天下為公之大同思想，為近代今文學家所開始稱道，實是漢初年儒道兩種思想之混合，且道之成分更多。漢武帝以後，經宋學清學，無多人注意此者，最近始顯。

　　《學記》此篇是漢初儒者論教及學之方，並陳師尊之義。中引《兌命》，在伏生已佚，不知何據。又引《記》，不知何《記》。漢先年儒者生活之狀態，此篇可示其數端。

　　《樂記》此篇有一部分與《荀子·樂論》參差著相同。但荀子注重在駁墨，此則申泛義而已。此篇當是漢儒集戰國及漢初儒者論樂之文貫串起來成這一篇，以論樂之用。末有三老五更之詞，可見裡邊有漢朝的材料。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此數篇皆論禮之用及其節制，頗有與《荀子》相證處，要是漢初年儒者述而兼作之言。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之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起」，直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現在的篇首顯然是一個後加的大帽子），這甲部中所謂中庸，全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下大夫上士中間階級的世家人生觀，所以結尾才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流的話，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目，而論家庭社會間事，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文筆（漢儒）。相傳子思作《中庸》，看來這甲部《中庸》，與此傳說頗合。要之，總是這一類的人的文字。乙部《中庸》，從「子曰：鬼神之為總其盛矣乎」起，直至「明乎郊社之禮帝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與甲部《中庸》完全不相干，反與《禮記》中論郊祀、論祭、《大傳》諸篇相涉，其為自他篇羼入無疑。丙部《中庸》自「哀公問政」以下直至篇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合著頭上那個大帽子，由「天命之謂性」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共為一部。這一部中的意思，便和甲部完全不同了，這純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間，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中庸》在甲部本是一家之「小言詹詹」，在這丙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共不衝突（即太和）之「大言炎炎」。蓋中之初義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偏於其兩端之一，丙部中所謂中者，以其中括有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慮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把孔子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之九事有些在本來是不相容的，如親親尊賢，在戰國是兩派思想，親親者儒，尊賢者墨，此乃「並行而不相害並育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然而中庸究竟不能太后了，因為雖提到禎祥，尚未入讖緯，但也許盧植有所刪削。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和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有時可以助我們決定一篇的文章屬晚周或漢世。

　　（一）就事說話的晚周，作起文來的是西漢的。

　　（二）對當時問題而言的是晚周的，空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成一貫，然並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自《呂覽》發之）。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是抽象，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多見些語錄（《論語》不必說，即《孟子》等亦是記言之文）。談話究竟不能成八股，所以戰國以文代言的篇章總有個問題在前面，且以事為學，也難得抽象。漢儒不以事為學而以書為學，不以文代言，而以文為文，所以才有那樣磅礴而混沌的氣象。漢儒竟有三年不窺園亭者，遑論社會？那麼，他的思想還不是書本子中的出產品嗎？

　　《中庸》一書前人已疑其非子思作，如「載華嶽而不重」，若是子思，應為岱宗。又「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這當然不是先秦的話。此數點前人已論，故不詳說也。

　　《中庸》為子思作一說，見《史記》，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不知我們上文所論乙丙兩部是不是說二篇中之語。

　　《儒行》哀公問儒冠服儒服於孔子一說，已見於《荀子》三十一《哀公篇》，然意思和《儒行篇》全不同。《哀公問篇》中，問舜冠，孔子不對，以其不問蒼生而問此。又問紳委章甫有益於仁否，孔子告以服能致善。這都未嘗答以不知儒服。漢高帝惡儒生，罵人曰豎儒，隨時溺儒冠，所謂以儒服為戲者，大約即是他，及他這一類人《儒行篇》中只言儒服儒冠受之自然（「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卻不敢詆毀笑儒服者，而以儒行對當之，這恐是漢初儒者感受苦痛自解之詞。哀公即劉季也。

　　《大學》《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之系統哲學，《孟子》只是始提到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總是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齊桓晉文之霸業是。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列國分立時候的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如何定于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既以財為末，又痛非聚斂之臣。理財原來只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先于秦皇。《大學》引《秦誓》，秦向被東方諸侯以戎狄視之，他的掌故是難得成為東方的學問的。《書》二十八篇，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我總疑《書》中有《秦誓》，是伏生做過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篇末大罵一陣聚斂之臣，不如盜臣，迸之四夷，不與同中國等等。漢初兵革紛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會聞聚斂之臣，而景帝也不聞曾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大學》總不能先于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政而立論，那麼，這篇書或者應該作于孔伋、桑弘羊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罷！

　　《大學》、《中庸》之為顯學自宋始，仁宗始禦書此兩篇以賜新科狀元王拱宸，十數年而程學興，誠所謂利祿之途使然。在此一點，漢宋兩代學問有何不同？（《中庸》古已顯，惟未若宋後之超於經上，《大學》則自宋始顯耳。）

　　《大戴記》《大戴記》現存篇章不完，乾隆間儒者以《永樂大典》核之，稍有所得，而篇數的問題至今難決。現在抄錄通行本的決敘如下面。

　　……

　　主立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保傅第四十八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系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誥志第七十一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諸侯釁廟第七十四

　　小辯第七十五

　　用兵第七十六

　　小間第七十七

　　朝事第七十八

　　投壺第七十九

　　公府第八十

　　本命第八十一

　　易本命第八十二

　　按，此書之少獨立性質，一校即見。《主言》與王肅《家語·王言》合，《哀公問五義》與《荀子·哀公篇》二節合，《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記·哀公問》合，《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第二節合，《禮察初》同《小戴·經解》，後一部分與《漢書·賈誼傳》合，《夏小正》在《隋書·經籍志》尚獨立，《保傅》則全是《賈誼傳》語。《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圓》，《漢志》別有《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晁公武即以此十篇當之，不為無見。《武王踐阼》純是道家語（或亦一種之《佚周書》），《衛將軍文子》則多同《仲尼弟子列傳》，而太史公只雲取《論語·弟子問》，不言取此。《五帝德帝系姓》則同於《史記·五帝本紀》，《勸學》則大同于《荀子》第一篇。《盛德》、《明堂》兩篇為一為二，東漢許、鄭已有爭論。《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辯》、《用兵》、《小間》七篇，王應麟據《三國·蜀志·秦宓傳》裴注引劉向《七略》「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之語，定為即《漢志》、《論語》類之《三朝記》。《遷廟》、《興廟》兩篇疑實一篇，其中一部同《小戴·雜記》；《朝事》多同《小戴·聘義》及《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等，《投壺》合于《小戴記》。《公符》未有昭帝冠辭，《本命篇》中一節合于《小戴·喪服四制》。這樣的淩遲看看與諸書合，很不像一個能在西漢時與《小戴記》有分家的資格的書。且一部獨立的書，自己沒有獨立的性質，篇篇和別些書綜錯著相合，而自己反見出一個七拼八湊的狀態來，殊不近於情理。所以我疑現存的《大戴記》是《禮記》盛行之後，欲自樹立門戶者，將故書雜記拼合起來，且求合于劉向、許、鄭所論列，至《漢志》所舉百三十篇以內，《小戴》四十九篇以外之所謂《大戴記》，其本來面目早已不見了。如果這個設想不錯，則今本《大戴記》之原本，當是魏晉宋間人集史說子家而成之，若王肅《家語》，不過不必有王肅的那個反鄭的作用罷了。後來又喪失數十篇，又將《夏小正》加入，並且和《隋志》也不合啦。所謂十三卷，無非湊合《隋志》所舉之數（其實《隋志》中《夏小正》尚獨立）。

　　我疑《禮記》自後蒼、二戴後，四十九篇已成本書，此外篇章，原無定本，因傳學之人之好尚而或增或減；文籍上初無所謂《大戴》、《小戴》之分[大小戴書之分，疑在後（東漢），裴引《別錄》恐非原文]。亦無所謂二戴、慶氏三家之別（雖並立學官，實無大異，他經今文分立同）。漢博士分立，每因解說之小不同，不盡由篇章之差異，書之有大、小夏侯，公羊之有嚴、顏，皆是也。《漢書》謂橋仁季卿為小戴學，劉向《別錄》謂其傳《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則謂其從同郡戴德學，《後漢·曹褒傳》，父充，傳慶氏《禮》，「褒亦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余人，慶氏學遂行於世」，是四十九篇三氏所共（今本《大戴》題九江太守戴德，是又弟冠兄戴矣）。自劉向、班固以來，引用《禮》篇，頗出今本大小戴《記》之外，篇名已有佚者，即篇名尚在引文卻不見，是四十九篇之外隨時有多出者，直到鄭注始成畫一。其引文篇名在，而文不在者，是今本四十九篇中與當時本有出入。《經典釋文》引晉陳邵雲，「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此語如實，則今傳《禮記》之字句是馬、盧、鄭玄三家定本，而鄭氏定本以前，三家分別之實，已無可盡考。鄭君雖說：「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但鄭君所謂《大戴禮》是什麼東西，殊不可考，亦不能斷定其必盡在《漢志》百三十一篇之內。今本《大戴》可疑滋多，已如前一節所說，並非鄭所謂者。

　　但假如我們以為「《大戴禮》是後來拼湊成的」之一說不差，我們卻不能輕視這部材料書，其中誠保存不少古材料。讀者試以《大戴禮》之文句與大體合於他書者，比較一下，或者可以看出先後雜糅、更改、刪加等事來。歐洲人所發達之章句批評學（Text Criticism）實在是「手抄本校勘學」，由校勘而知其系統。乾嘉間儒者之校勘，精闢實過於歐洲，只因所據不過幾個宋本，所參不過幾部類書，及《永樂大典》，故成績有時局促。王靜安君據敦煌出土材料，成其考定《切韻》數抄本之善作，可以為模範者，也只是把不同的本子比一下子，因其不同，知其系統之別。如用這一法于《大戴禮記》，或者可得些新知識（即是以《大戴》為校書之用）。

　　《禮記》四十九篇中，無為古文學撐場面者，然除《王制》以外，亦無與古文學大衝突的話。這因為二戴、慶氏本是今文，又或者為古學之馬、盧刪其今文色彩之重者，故有現在不即不離的情形。

　　與《禮記》關係最多之子家，非《孟子》，實《荀子》。《荀子》大約是漢初年言學者所樂道，故文章重複至三百二十二篇（見劉向所敘），故研究《禮記》，非參考《荀子》不可。

　　《禮記》中《大學》、《中庸》、《樂記》、《經解》等篇，顯然是西漢之文，重而不華，比而不豔，博厚而不清逸。系統多而分析少，入東漢後，文章不是這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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