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語言和文字(2)

語言和文字(2)

　　中國文字本有進步成一種字母之可能，蓋形聲假借都是可由以引出字母之原動力（即以歐洲字母第一個論，A

形則牛頭，讀則阿勒弗，賽米提語「牛」之義。這個象形的字後來為人借來標一切的「阿」音，以下字母均仿此。又如楔形文字用以記亞敘裡亞波斯古語者，每每一面記聲，一面附以類標，頗似中國之形聲）。或者當時沒有這層需要，又因這個非字母的文字發達到甚完備的地步，且適宜于籠罩各方的讀音，所以雖然梵文入了中國便有反切，卻不生字母（三十六字母實非字母，乃聲類而已）。這個非標音的文字（只就大體言其非標音）最初自然也是用來記言，但以非標音之故，可以只記言辭之整簡而不記音素之曲者。更因這個原故，容易把一句話中的詞只揀出幾個重要的來記下，而略去其他，形成一種「電報語法」。又或者古來文書之耗費甚大，骨既不見得是一件很賤的東西，刻骨的鏃石或銅刀尤不能是一件甚賤的器具。不記語音之一件特質，加上些物質的限制，可以使得文書之作用但等於符信，而不等於記言。中國最早文書之可見者，是殷代甲骨文，文法甚簡。我們斷不能從這裡做結論，以為當時的語言不複雜，因為甚多的文法助詞及文法變化可因這種記載法省略了去。又假如殷商之際是一個民族的變化，殷周非同一的民族。不說一種的語言，周人固可把殷人的文字拿來寫自己的話，只要向殷人借用了若干文化名詞，如日本語中之音讀字，便可把這層文同語異的痕跡在千年後研究書缺簡脫者之心中泯滅了。這個可能的設定，固是研究中國最早語言的一大難題，且這樣文字的記言，大可影響到後來著述文中之公式及文法。譬如《春秋》一書，那樣的記事法，只是把一件事標出了一個目；又如《論語》一書，那樣的記言法，只是把一片議論標出了一個斷語，豈是古人于事的觀念但如《春秋》之無節無緒，古人于言的觀念但如《論語》之無頭無尾，實在因為當時文書之用很受物質的限制，于言於事但標其目，以備遺忘，其中端委，仍然憑托口傳以行。所以事蹟經久遠之後，完全泯滅，而有公羊之各種推測：話言經流傳之後，不能瞭解，而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直接解釋，成了「非君子之言」，須待有若為之說明原委（此節出《檀弓》，然與《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應有關係）。這正因《春秋》之著於竹帛，作用等於殷人之刻事於骨片之上，《論語》之記錄方法，等於子張之書所聞於紳，紳上是寫不出長篇大論的。若我們因為看到《論語》甚簡，以為當時話言便如此簡，是錯誤的：第一，語言本不能如此簡，簡到無頭無尾，不知所指。第二，孟子生去孔子時不及二百年，孟子的話已經有那樣的魚龍曼衍，二百年中，並無民族的變化，語言決不會有這樣大的劇烈變化。所以戰國的文書之繁，當是由於文書工具必有新開展，竹帛刀漆之用比以前賤得多，所以可以把話語充分的寫下。若春秋時，除去王公典誥之外，是不能享受這種利益的。最初的文書因受物質的限制而從簡，這種文書為後人誦習之故，使得後人的文言中竟模仿這一種的簡法，於是早年物質的限制，及非標音之性質，竟成了影響後人文法的大力量。試看《尚書》中比較可信的幾篇，語法甚複雜，戰國時專記語言的子家，語言也很漫長（如《莊子》中數篇及《孟子》等），只有從荀卿子起，才以誦習詩書經傳成文章，漢儒更甚，荀卿漢儒的文章在語法上是單簡的多了。這豈不是古來因受各種限制而成的文書上之簡詞，影響到後人，變為製作的模範呢？雖直接所影響的本來不過是文言，然文言散人一般語言內之一種趨勢，隨時都有，於是這個影響以這樣的間接作用而更散入一般語言中，成為一種使語成簡之力量。漢字雖和漢語是兩事，然漢字之作用影響到漢語，有如這樣子的（如《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一詞是動詞，下一詞是名詞。又如《荀子》「信信信也」，第一字是動詞，第二字是名詞，第三字是形容詞而為「指言」（Predicate）之用，如果當時人說話便把這三個字讀成一樣，恐怕沒有人懂。然書寫上既無分別，後來至少在文言中見其合同的影響）。

　　如上所說的，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字的關係甚少，雖有不過是間接的，而和中國語言竟可說是一事。雖有時覺得文自文而言自言，但這究竟是朦在上層的現象。文學的生命即是語言的生命，若文學脫離語言而求生命，所得盡多是一個生存而已。我們既推到這一層，則語言中有幾種要分別的事件，為作文學定義之前提，應先敘說一下：一、方言；二、階級語；三、標準語；四、文言；五、古文。

　　語言永遠在變動之中，兒女學父母到底學不全像，而口和喉又有甚多個細密而極複雜連貫著的筋肉，可以助成一套一套層出不窮的「物質習慣」。又因環境的不同，及人類處理環境之手段有進步，各族的語言都有趨於表面簡易，內涵充豐之形勢，而這形勢所由表示者卻不同路，所以百年之內，千里之間，一個語言可以流成好些方語。語言永遠是分化的，只靠交通、政治、教育來抵抗這個自然趨勢罷了。語言自己先不能成刻板樣的，再加上古往今來，各民族離而合，合而離。親屬隔遠了，弄到彼此不瞭解，至於兩個民族的接觸或混合尤其容易使語言作深遠的改變。若不有這幾層事實，世上那有若許多語言？在一族中，今之所謂不同之語，在本來也僅是方言之差別而已。方言之別與語言之別本沒有嚴整的界限，我們現在解釋方言如此：一種語言循地理的分配表示差別者，而這樣差別使人感覺到語言或名詞系統上頗不相同，各為一體，然並非獨立太甚者，則這些不同的一體皆是方言。這不是一個新觀念，揚子雲之所謂方言大略亦只如此。語言之變不僅因地，亦且因人，從人類有政治的歷史以來，直到現在，把蘇俄算在內，永遠是階級的社會，雖然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古今中外頗不是一個公式，不過永遠有在上層者，有在下層者。現在尋常指摘人的話沒道理，便說：那是「下等人的話」，其意若曰，上等人的話自另一樣。又如「鄉下人的話」、「買賣話」、「洋涇浜話」、「流氓話」，乃至那個又像鄭重又覺好笑的「官話」一個名詞，都顯然表示語言因人之階級而不同，我們自己說的話斷然和我們不同職業的鄰人不同。譬如，我們和一個人談上一刻鐘，差不多要知道他的職業之類別了，這都是顯然指示語言因階級而生差別的。有個西洋人說，男人的話和女人的話家家不同，這固是象徵主義的說法，然男子的話樸直些，女子的話感情的成分多些，是頗顯明的（看Jespersen所著Language）。又就文學史的史實說，何以詞的話和詩的話不同？挪詩中話做詞，或挪詞中話做詩，何以均不算合規則？歐陽永叔、蘇子瞻等在詩裡和在詞裡何以不說一種話？這正因為詩裡的話，是詩人奉之于先，持之於己的話，詞在原始是當年歌妓的話。歐陽永叔、蘇東坡做起詩來，是自己，做起詞來，每每免不了學歌妓的話，或者是對歌妓說的話。語言既因人之階級而不同，則不同階級的人聚在一塊兒說話。何以折衷呢？於是自然有一種標準語的要求。這種標準語也許即是一種純粹的方言，並是一個階級中話，如所謂「京話」，即是北京的方言，又差不多是北京的中上流社會所說者。也許並不是純粹的方言，又不是一個特殊階級的話，而是一種就某某方言混合起來，就某某階級打通起來的話，如德國現在所謂「受過教育的德意志話」，既非維也納，又非柏林，更不能是撒克森、西南方等，只是以文學與教育的力量，造成的一種標準語：舞臺的話，教書匠的話，朝廷的話，拿來以為憑藉而生者。雖然，這種標準語也自高地德意志方言出，當年且「不下庶人」，不過現在已經看不出他的方言性，並且不甚看得出他的階級性了。製造標準語之原動力，第一是政治，朝廷的話永易成為標準話。不過若一個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異族，而統治者之族文化低，人數又少，則統治者難免以被征服者之話為朝廷話，所以中國的「官話」，雖是滿清皇帝也用這話，究竟是明朝北方的漢話，不是滿洲話，只有太平洪天王才以「啟示」知道滿州人造了「官話」（見他的詔書）。或者一個朝廷太不和人民接近，則造朝廷的話也不能成為標準話，清後葉赫那拉氏和李蓮英的話何嘗有影響在宮外呢？但是，雖有上幾項之限制，統治者階級的話，總是易成標準話之根據的，所以今之普通話，在當年叫做官話。第二是宗教，如羅馬教于臘丁語，喇嘛教於吐蕃語，竟把他們的標準語加到異族身上。第三是教育，教育匠的話容易成為標準話者，正因為這。例如中國各地的語音，均有話音和讀音的不同，在西南各方言中，話音甚和官話不同者，讀音每每較近。正因為話音是在一個方言中之直接傳受，讀音乃是受多數教書匠出產地的方音之影響的[如我家鄉（山東西部）讀無字，如WU，讀未字如wei在說話裡如mu，未如mie，猶未隨明、微二母之分，于古尚為接近。在比較純正的「官話」區域中尚如此，其他可知]。近年來南洋的中國學校兒童能說普通話，正是此層的例證。第四是文章，漂亮的社會中所說的話，時髦的人們所說的話，容易引起人的摹仿，尤其在年少的人中，所以戲劇的話，在法、德、英等國均有重大的影響，吳語中上海、蘇州兩個方言所有之名詞，也能四布，從清朝末年，吳語即有勢力了。標準語之創造者，不僅是社會的力量，也每每是個體文人之功績。人們通常知道摩李耶對近代法國語言如何重大貢獻，十八世紀晚年幾個德國大作者如何形成次一世紀的德國話，斯盆沙、莎士比亞等如何完成藝術的英國語。大詩人、大劇家、大著作者，不把語言化的不成了語言，而把語言化的既富且美，既有細度，又有大力，當時人和後人免不了把這些華表作為典型。於是個人的話，成為標準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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