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思想和語言

思想和語言

　　——一個文學界說

　　從來治哲學而談心理的人，每每把思想當作內體，把語言當作外用，以為思想是質，語言是具，語言是所以表思想者，思想卻不即是語言。我們在很多地方早已為這一說所化了，所以時時感覺著文辭之用是先想著，後說出，雖然有些平常事實已經和這個「成見」反背，例如我們「衝口而出」的話，還不是我們先說出來後來再想到呢？我們想時還不是等於不說出口，自言自語呢？然而決然斷然以思想為語言之收縮，不以語言為思想之表達者，初不曾聽到，直到一些人擴充生理學的方法於心理學之界域，才有一個人直以思想為語言之內斂習慣。（看J.B.Watson：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ehaviorist及其Behaviourism）這本是心理學中一個實驗問題，解決和發展應是實驗室中的事，不消我們去談論，但有一點卻和我們做文學的定義時相涉，這一點如下。假如語言是思想之向外者，則思想是大名，或前名；語言是小名，或後名。文學縱是以語言為質料，卻實在以思想為體。假如思想是語言之向內者，則語言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後名。文學縱不免時時牽連到思想的特殊範域，卻自始至終，一往以語言為體。由前一說，文學與語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不顯，也許竟把文學界說做「即是思想之著於竹帛者」。如是，則動感情的文辭與算學又何以異？而一切文學中之藝術的作用，原是附麗於語言者，由此說不免一齊抹殺。由後一說，則文學與語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甚顯，文學所據，直據語言。語言向內的發展，成所謂內斂習慣，固然也是文學時常牽涉到的，但究竟不是直接的關係。「文言」之藝術是由自然語言而出之一種的特殊發展，算學亦是由語言而出的一種特殊發展，然而文言究竟還是語言：故仍是文學中的事件，而算學是直由思想之中寫於紙上者，已經輾轉的出去了一切與語言之直接的關係，故斷然不是文學中的事件，至與一切關涉邏輯的文辭，或曰論，或曰義理之文，雖亦是語言之一種特殊發展，且與內斂習慣關涉尤多，然究竟可以直自口出，故仍不失其在文學的界域中，且正憑其去自然語言之遠近定其文學的質素之淺深。總而言之，文學是根據語言的，不是根據思想的，至多是牽涉及於思想的。不管語言與思想在心理學中如何解決其關係，我們在此地且用這一個假定的解說。

　　文辭是藝術，文辭之學是一種藝術之學。一種藝術因其所憑之材料（或曰「介物」Medium），而和別一種藝術不同。例如音樂所憑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等等，以及喉腔所出之聲音；造像所憑是金屬、石、石膏、膠泥等等所能表示出來的形體；繪畫所憑是兩積空間上光和色所能襯出之三積的乃至四積的（如雲飛動即是四積）境界；建築所憑乃是土木金石堆積起來所能表示的體式。文辭所憑當是語言所可表示的一切藝術性。我們現在界說文學之業（或曰文辭之業）為語言的藝術，而文學即是藝術的語言。以語言為憑藉，為介物，而發揮一切的藝術作用，即是文學的發展。把語言純粹當作了工具的，即出於文學範圍。例如，一切自然科學未嘗不是語言，然而全是工具，遂不是文學；若當作工具時，依然還據有若干藝術性者，仍不失為文學，例如說理之文，敘事之書，因其藝術之多寡定其與文學關係之深淺。這個假定的界說，似乎可以包括文學所應包括的，而不添上些不相干的。

　　各種藝術因其所憑藉之介物不同，故不能同樣的發展，又因其同是藝術，故有類似的發展。文辭之中，有形體，這是和造像同的；有章法，這是和建築及長篇音樂同的；有聲調，這是近於音樂的；有境界，這是同於繪畫的；有細密而發展不盡的技術（Technique），這是和一切藝術同的；有排蕩力，為所感者哀樂動於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和一切大藝術之作用同的。著文等於譜樂，只是所用的單位不同，著文者用語言之詞，譜樂者用音韻之節。著文等於繪畫，意境為先，有時詩與畫可作麗比，正由詩境畫境同者實多。著文等於建築，建築時「意匠慘淡經營」，成就一段「天似穹廬」之體。文辭中之結構，俗學者談的只是八股，然雅頌漢賦以來之韻文，及子家、史傳以來散文，無不有構造，以成形體之力量。文辭中有「態」，「態」是與造像繪畫同的；文辭中有「勢」，「勢」是與建築同的。一切藝術都是以材料為具，人性為宰，人之性靈運用在一切材料之賦給和限制上，所以各種藝術，因人之性靈而有溝通，因材料之賦給和限制而有獨立，述說一切藝術之集合，未嘗不可為「成均」之論也。必以文學為藝術，然後文辭之品德和作用有可見其大體者。

　　有通達的文學，有鄙陋的文學，有大文學，有小文學；正和音樂中有通達的音樂，有鄙陋的音樂，有大音樂，有小音樂一樣；正和其他大藝術有這些品類分別一樣。疏通致遠者為達，局促于遺訓或成體或習俗而無由自拔者為鄙，能以自己之精靈為力量以運用材料者為通，為材料所用者為陋，能自造千尋華表者為大，從固有之成就，更複一腔一面堆積者小。八股不能成大文學，因為大文學之品質在這一體中無所附麗：連珠箴銘不能成大文體，因為這些體裁裡只有微末的小技可以施展。一種文學之高下即等於在此文學中藝術作用之大小而已。

　　寫文學史應當無異于寫音樂史或繪畫史者。所要寫的題目是藝術，藝術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東西，而寫一種的史，總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設施做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談到的人和物有個客觀的真實，然後可得真知識，把感情寄託在真知識之上，然後是有著落的感情。不過所談者僅是一切考核比例，也不算完全盡職的，必有感覺，才有生命。宋人談古代，每每於事實未彰之先，即動感情，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漢學家，把事實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對付文學的手段，因為文學畢竟是藝術。必先尋事實之詳，然後成立說者與所說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我在這裡本不是著文學史，只是作些文學史題之卮言，但也希望諸君能發乎考證，止乎欣感，以語學（大陸上謂之Philologie）始，以「波濤動盪（Sturm und Drang）」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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