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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太史公書》之卓越


  《太史公書》之文辭,是絕大創作,當無異論。雖方望溪姚姬傳輩,以所謂桐城義法解之,但識碔砆,竟忘和璧,不免大煞風景,然而子長文辭究不能為此種陋說所掩。今不談文學,但談史學,子長之為奇才,有三端焉:

  一、整齊殊國紀年。此雖有《春秋》為之前驅,然彼仍是一國之史,若列國所記,則各於其黨,「欲一觀諸要難」(《十二諸侯表》中語)。年代學Chronology乃近代史學之大貢獻,古代列國並立,紀年全不統一,子長獨感其難,以為十二諸侯六國各表,此史學之絕大創作也。我國人習于紀年精詳之史,不感覺此功之大,若一察希臘年代學未經近代人整理以前之狀態,或目下印度史之年代問題,然後知是表之作,實史學思想之大成熟也。

  二、作為八書。八書今亡三篇,張晏已明言之,此外恐尚有亡佚者,即可信諸篇亦若未經殺青之功。然著史及於人事之外,至於文化之中禮、樂、兵、曆、天官、封禪、河渠、平准,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且所記皆涉漢政(天官除外),並非承襲前人,亦非誦稱《書》《傳》,若班氏所為者,其在歐洲,至十九世紀始有如此規模之史學家也。凡上兩事,皆使吾人感覺子長創作力之大,及其對於史學觀念之真(重年代學括文化史),希臘羅馬史家斷然不到如此境界。皆緣子長並非守文之儒、章句之家,遊蹤遍九域,且是入世之人,又其職業在天官,故明習曆譜,洞徹人文。子長不下帷而成瑋著,孟堅但誦書而流迂拘,材之高下固有別矣。

  三、「疑疑亦信」。能言夏禮,杞不足征,能言殷禮,宋不足征,文獻不足,闕文尚焉,若能多見闕疑,慎言其餘,斯為達也。子長於古代事每並舉異說,不雅馴者不取,有不同者並存之,其在老子傳雲,「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或疑其胸無倫類,其實不知宜為不知,後人據不充之材料,作逾分之斷定,豈所論于史學乎?子長蓋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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