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辦學|傅斯年

漫談辦學

　　（原載1946年8月4日北平《經世日報》）

　　現在全國學校在病態中，是無可諱言的。造成這個苦境的因素，當然原因不一，有的屬政治，有的屬經濟，有的屬時代的動盪，但也有不少由於教育行政和學校當局的措施。誠然，在政治不上軌道、經濟瀕於崩潰的情況中，辦學是很不容易的，但這並不能作為學校當局不努力、不盡責的理由。因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別努力，越困難越要努力。人類的進步正在此！文化的積累都是由苦難中創設起來的。凡辦一件事，要辦好，只好不問它的大前題。只有哲學家好問大前題，所以事情就在大前題的思考中停住，辦事的人若先問這個時代辦這個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為環境使得全功盡棄，那只好不辦好了。天下事都是從大處盲目中努力出來的。這時候辦學的困難，誠然是極難，但也不能因辦學難就不辦。要想糾正現在的頹風，我想，要是從下列四項著手，也不是得不到結果的。

　　第一，政府應盡政府所當盡的責任。現在政府對於教職員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級的不過可以夠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飯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養，完全不在話下；低級的不過夠十天二十天的吃飯。這樣情形，希望他們能抖起精神來教書，實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辦一個學校，必需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設備，尤其是理、農、工、醫各科。前幾年抗戰期中，在後方新辦的學校，有時它的設備就是一張招牌而已。教員是災官，學生是難民，衣食無著，又無課本可讀，希望它不鬧事，實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現在竟是「實其心，虛其腹，強其志，弱其骨。」這樣文化膏藥，是玩不靈的，政府在今天必需調整教職員之待遇，不要視之如草芥，這道理尤其應該請行政院院長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需給各學校以最低限度的設備，否則名不副實，實在誤人子弟，而且鬧起事來，更自誤了。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後來沒有為鬧待遇而罷課、而發宣言，這是我們的自尊處，但若宋公或他人以為這樣便算無事，可就全不瞭解正治的意義了。

　　第二，學校當局應盡學校當局的責任。現在的學校當局，實在等於幾千人或幾百人的家長，一天到晚，油盤柴米，囉嗦不窮，面對面黃肌瘦的教員，慘劇層出不窮，實在是難過的生活。雖然如此，校長與教授仍然必須拿出他們為青年、為人類的服務心來，如其不然，學校是假的。一個學校，不能名副其實，不如不辦，免得誤人子弟。所以學校當局在一切事上應盡最大的努力，苟利於學校，雖無所不為可也。對於學生，應存愛惜而衿憫的態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無理的，開導他，訓誡他，乃至懲罰他，都可因事情之輕重而定，但決不可以疏遠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顛倒了；一疏遠，便不能盡教育的責任了。

　　第三，學校必有合理的紀律。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滅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在最緊張中，老友馮芝生笑對我說：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芝生以為可笑也。當時我對朋友說，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現在可就不然了，某處廣播一下，說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他和五四相提並論的。我們不當禁止青年作政治運動，但學校應該是個學校，應該有書可讀。若弄得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是等於用童工？教員有他的職業的本份，就是好好教書。若果志不在此，別有所圖，豈不是騙人？騙人者不可為人師。受騙者，應該先開導他，開導不成，必需繩之以紀律。今人皆知五四趙學樓之一幕，而忘了護校之一幕，甚為可惜。

　　第四，學校必有良好的學風。這個良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民的願心。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沒有規律的生活，便沒有學校的安寧；沒有求學的志願（兼括師生），便是一個死症；沒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學術皆無安頓處；沒有師生相愛的誠意，那裡還會發生任何作用？寬博的胸襟，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嫉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只有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乾淨的記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決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學風一事，言之甚長，今姑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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