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十二章「五卅」運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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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五卅」運動(5)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

　　首先說學生。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在社會階級的分化與鬥爭尚未加厲的時候，還大半有革命的作用。這是很顯明的，因為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壓迫之下，與其他被壓迫階級一樣的找不到經濟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發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來。在此次運動中，首先激發民族義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學生。「五卅」屠殺後，更激起學生群眾的憤慨，與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堅決。前面所敘述的事實已可證明。學生聯合會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漸漸變成軟弱無力死氣沉沉，此次運動開始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所包括的學校還只十多個，總罷課後，各校方重新組織學生會而加入上海學生聯合會，於是乎上海學生聯合會有了肉和血附著上去了，成為群眾的組織了。學生聯合會在此次運動中，成為一個重要的分子。

　　在資產階級的眼中，學生是被他們所比較重視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殺，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資產階級一定是漠不關心，一屁不放（譬如資產階級對顧正紅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證據）。惟其是因為屠殺學生，他們方慢條斯理的討論他們對慘案的態度。所以此次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作用。

　　但學生因其家庭的經濟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發生分化。此次運動中，自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主張以後，學生中便分左右兩派，右派贊成，左派反對。同時，此時國民黨中起來一個新右派，代表人物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單獨對英」說，這是孫中山歷來的根本主張，自然又給學生不小的影響，於是右派學生便有勸法租界商家及東北部商家開市等情事。不久學生聯合會發生改組，左派得勢，戰勝右派。學生聯合會與總工會完全站在一邊，採取同一態度與策略，總商會主張開市時，學生聯合會激烈反對，並派代表取包圍政策打消總商會開市計劃，此時學生左傾極了。

　　但學生究竟不是一個經濟的階級，力量很有限，又適值放暑假，學生紛紛回裡，於是學生聯合會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後學生回校，他們已如隔世人，熱度冰消。學生生活本來富於浪漫性，熱度當然難以持久。故在運動的後半期，學生的毫無力量就表現了。

　　再說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罷市開始雖曾有一度熱烈的表現，但以後便始終是猶豫不定的態度，以至於最後完全倒在資產階級一邊。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時，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是積極參加的，後來見總工會與學生聯合會站在一邊，人數太多，於是害怕起來了，提出「每一個團體只有一票表決權；如某一團體不贊成時，此案不能通過」（按工商學聯合會由上海總工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四大團體組織，每團體選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學生一致則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則如以團體為單位，而工人學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們提出此限制）。工學兩會讓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們仍存留于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內。惟此時一方面謠言極盛，說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甚至於還說參加了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商人也「赤化」、「過激」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口號，國民黨右派又竭力鼓吹，於是中小商人由畏縮恐怖而動搖了。但還未退出工商學聯合委員會。

　　虞洽卿回滬後，當然非將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響之下不可，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中本有少數總商會分子，於是他們積極活動，而中小商人傾向資產階級也日益濃厚了。

　　此時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就是如何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商人的領導權。適開市問題發生，總商會登報於舊曆五月一日開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節為中國結帳的時期，即每個大資本家大收入的時期，故定在節前開市。小商人說：「滬案尚未解決，條件尚未承認，今忽然開市，是我們商界的恥辱。」實際呢，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們已感受罷市痛苦，希望早早開市，其所以要說這堂皇冠冕的愛國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節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於己不利。上海總工會看清這一矛盾，於是在工商學聯合會提議舊曆五月六日開市，結果通過。資產階級亦無可如何，只得屈從。但這種策略只一時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傾，此後與無產階級愈離愈遠，而完全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頭跑了。

　　罷工策略的變更

　　「五卅」反帝運動，無疑的是無產階級做了主力軍。在此次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在萬分艱難的複雜環境中鬥爭著。他們不僅與對面的帝國主義鬥爭，而且要與民族的內奸鬥爭——與軍閥鬥爭，特別與資產階級鬥爭，所以他們的策略是針對這些敵人而鬥爭。

　　真的，這一鬥爭是極艱苦的鬥爭。在「五卅」運動初期，軍閥、資產階級及其教授學者，總之所謂「高等華人」，發生無數搖惑民眾的言論與主張，這當然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劈頭的大敵，要使此次運動發展，首先須要打倒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擇其重要者可列舉於下：

　　一　懲凶賠償說——他們以為南京路慘案，懲凶賠償可以了事（其實此次慘案，殺人之罪不僅在英兵與英捕，而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之高壓政策，如工部局歷來的橫暴，及此次海陸軍警的行兇，都是國家行為而非私人行為）。

　　二　縮小戰線說他們主張對英日或專對英（其實此次慘案，罪魁禍首雖然是帝國主義之王的英國，而派兵遣艦向中國人示威，並堅稱上海西捕開槍無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國一樣，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島直接殺了中國工人是此次慘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決說他們主張此次慘案用法律解決（其實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為，而不能裁判國家的橫暴與民族間的衝突）。

　　四　局部解決說他們以為上海慘案，青島慘案，漢口慘案，都是地方問題，應各就當地局部解決（其實各地慘案，皆由於帝國主義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與特權而來，不但不是一個地方問題，而且也不是一個國家問題，而是要根本驅逐帝國主義才能解決）。

　　五　政府交涉說他們以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實歷來的賣國政府對外懸案山積，從未得著相當的解決，並且當時政府對於各地同時並起的大屠殺案，不特不敢向帝國主義嚴重交涉，反而嚴刑峻法抑壓本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這一切言論與主張，無疑的是軍閥、資產階級企圖影響革命的民眾，分裂革命的民眾，把革命運動消滅下去，當時共產黨曾與之作堅決的鬥爭。

　　共產黨發表宣言，主張：

　　「第一、徹底明白中國的獨立與統一，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方能達到。須有為此奮鬥到底的決心，切不可信所謂『高等華人』的『縮小範圍』、『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協的口號；並不可依賴段祺瑞政府一紙哀求式的官樣條文，可以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第二、須有一個革命民眾勢力集中的組織，以為領導全國運動的統一機關……統一那散處各地的民眾力量，以便一致的進行到勝利的道路上去。要有這樣一個全國統一機關，便必須召集各界團體的大會於北京。在大會之前，應當趕快在各地組織工商學以至農民等的各界聯合會，由這些委員會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會。大會便舉出執行機關，代表全體中國民眾而實行種種必要的運動。……」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此時的總策略，是所謂「民族的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學聯合會為其中心，由上海總工會聯絡學生會的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又以整個學生會去聯絡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然後再以整個商界聯合會聯絡總商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的確，此時無產階級已發生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鬥爭的開始。

　　開市以後，情勢日非，因為英帝國主義此時勾結奉系軍閥業已成功。奉軍初到上海的時候，還詭稱「保護國民利益」，其實奉軍之來，即為壓迫罷工運動替帝國主義解圍。奉軍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下手，而是那時運動初起，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非常之激昂，奮鬥的決心非常之堅決，如果那時便直接壓迫，民眾必定要起來暴動反抗奉軍。

　　過了些時奉軍的壓迫終於開始了，首先是在青島天津壓迫罷工運動，青島日本資本家直接命令奉系軍閥張宗昌槍斃工人領袖李慰農同志及《公民報》記者胡信之，並將紗廠工會封閉，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紗廠誑騙工人，假意答應他們的要求，等到他們去上工，就開槍襲擊，奉系軍閥李景林也立刻幫忙，派出軍隊警察五六千人圍攻工人，死傷數百，接著還逮捕工會及學生會的領袖，嚴刑拷打，慘無人道。此外南京和記蛋廠原已答應罷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時候，英國資本家不但悔約，並且開槍打人，又叫英國水兵來幫著殺人，奉系軍閥亦從旁幫助，這種情形眼見得就要出現於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字林西報》公開指使奉系軍閥邢士廉（上海戒嚴總司令）說：「槍斃一二首領，則余者當知彼等之惡作劇今應閉幕。」「如罷工必須以武力對付時，即直當訴諸武力，瞻顧無益也。」又說：「邢將軍若無行動之決心，則勢必令租界當局出而為之。」果然奉系軍閥開始有封閉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之事發生。

　　軍閥既一天天進逼，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反動，小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動搖——這種情形，工人階級就應該變更自己的策略。

　　當時上海有一部分共產黨員與先進的工人確有這樣一種意見，想以武力暴動來救此種危機。但共產黨中央認為「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起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借此以洩憤，或拿來替代現時困難的鬥爭。現在是群眾的宣傳及組織工作時期，是準備武裝反抗時期，還不是直接武裝暴動的時期」。於是武裝暴動的意見被打消。

　　此時共產黨中央決定「為防禦工人階級的孤立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應改變罷工的政策，以經濟的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它對外讓步，使它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並且認定「為擴大上海香港罷工運動的新途徑，增加總鬥爭中民權運動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權之實現，工人並聯合一般平民起來反對摧殘民族運動的奉天軍閥是必要的，甚至於聯合同情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於是準備結束上海罷工而開始反奉戰爭。

　　這個決定之後，上海罷工的局勢一變，一是經濟鬥爭，一是局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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