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央總結報告的前言|鄧中夏

給中央總結報告的前言

　　給中央總結報告的前言(1)（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報告的立場

　　列寧說：「政黨對自己的錯誤之態度如何，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標準之一，判定這個黨是否事實上能夠執行其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責任。公開承認錯誤，尋求此錯誤的原因，分析其所以發生此錯誤的環境，細心審查糾正此錯誤的方法，這便是認真的黨的標誌，這便是教育並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見《左派幼稚病》）。

　　黨員也是一樣，我便是從這個立場做這個七、八萬字的報告。

　　時期的總結

　　第一時期，在洪湖赤區時（從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共一個月），我們的策略路線可以說沒有什麼錯誤，打下監利渡口，打下仙桃不再北進，都不是「不要根據地的冒險盲動主義的立三路線。」

　　第二時期，南渡進取常澧時（從十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九日共一個月零二十天），總的策略路線完全是盲動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他的特點是脫離群眾脫離後方根據地的只憑軍事行動的向中心城市發展，這是錯誤非常之錯誤的。雖然我們在冒進之中曾有幾次的警覺與動搖，但這樣警覺與動搖，終歸不能並且不敢沖出立三路線的「中心城市發展論」的圈圈以外，所以我們雖曾企圖執行「很鞏固的向前發展」的轉變，然而不能是依據原有後方根據地（洪湖赤區）的鞏固向前發展，不僅能是企圖於軍行所至之地造成新的後方根據地（津澧）的鞏固向前發展，所以這種轉變只能幫助於軍事所至之地，加重發動地方群眾工作，而不能幫助總的策略路線的改正。此時中央對於我們沒有絲毫的指示與幫助，湘鄂西特委無疑完全同意我們的策略路線。我們南渡以後，雖然佔領南縣、華容、藕池、公安、津市、石門、臨澧等城市，到此來除華容以外，其餘皆隨紅軍之撤退而放棄了；所建立的地方政權以及一切群眾工作亦隨著而消失了。這便是我們堅決執行反國際路線的立三路線之結果。

　　第三時期，退兵楊林市時（從十月十日至十九日共十天），我個人估計到目前敵人必有大舉包圍，因偵探工作的糟糕，以致我未能堅信這一估計。同時我提出「集中兵力選擇陣地打破敵人大包圍」這一戰略，就純粹軍事觀點說雖是適合的，但就政治觀點說，它仍然是立三路線的冒險盲動主義的策略。這是錯誤非常之錯誤的。可惜事實上因運送□兵問題，連這個錯誤策略也拋棄了，以致遭到意外的慘敗。立三路線是冒險輕進的向中心城市發展，是反對上山主義的，我們事實上也是一貫的反對上山主義，然而結果不能不上山，為的是冒險不成，回頭來卻與後方根據地隔斷了，無路可走，不能不上山，我們終於做了上山主義的俘虜，「這又是立三路線發展的必然結果」，至於「上山逃跑』四個字相連，如果「逃跑」二字是作避免與敵人作戰解釋，作不願或不敢衝破敵人「圍剿」解釋，是與事實不符，因為後來事實上，我們是在不斷的殘酷戰爭中生活著。

　　第四時期，敗退五鶴後（從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共三個月零十天），在敗退上山時，我們在實際的經驗中，已經使我們覺悟到沒有堅決執行「很鞏固的向前發展」的錯誤，我們採取以鶴峰、石門為後方向外發展的策略，但我們在戰略上是以長驅攻堅為主要的方針，這仍是立三路線的餘毒。楊林市、磨崗隘兩次大敗以後，本軍團受了重傷，無疑的需要整理訓練一下，才能再戰，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我們整理訓練，為的是準備衝破敵人包圍。我們此時反對避免作戰的右傾躲避主義，也反對沖回洪湖的「左」傾冒險主義。我們認定憑藉五鶴石長衝破敵人包圍向外發展堅定這一策略路線，曾與「左」右傾作堅決的熱烈的鬥爭，我，是我們唯一的正確出路。我們為了們提出「困難中的奮鬥」口號，我們的行向是針對著公、松、枝、宜至津澧一線，企圖利用敵人弱點擊破敵人這一線的後方，所以我們曾有盤據漁洋關的企圖。我們並有憑藉五鶴石長的堅定性，但我們還沒有注意到桑植、大庸、施南、七□的經營問題，更不用說到上下川東問題，像去年十二月（？）[1]中央第一次給紅軍的訓令那樣說：「第二軍團……其後方地在施鶴下川東方向……」象今年三月一日中央給湘鄂西特委的信那樣說：「施鶴巴東與桑植、大庸應成為這廣大蘇區可靠的後方並聯繫上下川東的發展；二軍團主力在這一鞏固的根據地上……向前發展」。中央這兩種文件，我們都沒有收到，以致不能把「憑藉五鶴石長衝破敵人包圍向外發展」的策略路線，更端正起來充實起來堅定起來。

　　因此，我們機械的執行湘鄂西特委回師解圍的命令，而輕於脫離五鶴石長，以致一錯再錯，在黨的紀律上說，我們絲毫沒有錯誤，因為我們毫不遲疑的執行了特委回師解圍的命令，但在政治上說，我們錯誤了，錯誤在沒有不動搖的堅持「憑藉五鶴石長衝破敵人包圍，向外發展」的原來的策略路線。

　　第五時期，北渡，救援洪湖赤區時（從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一日，共一個月零十天），我們為了馳援洪湖赤區，脫離五鶴石長，一千餘裡的長途行軍，斬關奪隘，撞縣沖州，這仍然是冒險輕進的立三路線。到遠安，對於解洪湖赤區之圍，我們採取站在敵人包圍外來打，我現在還認為是對的，既然站在敵人包圍外來打，不能不另造一個新的後方以為立足之地，我現在也認為是對的，因為在江左軍來信所說洪湖赤區「敵人重重包圍，赤區通通倒臺，多數群眾反水」那樣情況之下只能如此做，為了保存紅軍實力不能不如此做，至於我們為了堅定從敵人包圍外來打的策略，會有那樣過分的「落井救人」的說法，無疑的那種說法是錯誤的，是最下流的機會主義的說法。至於新根據地的條件問題，我們當時沒有國際路線的瞭解，機械的應用朱毛的舊經驗（有群眾，有地勢，有給養）這是錯誤的。不到一個月，解決洪湖赤區之圍成了幻想，造成荊當遠為根據地也成了幻想，表面上雖是軍事的錯誤（特別是當陽和馬良坪的兩次戰爭）和對大道會[2]策略的錯誤，根本的錯誤在於我們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環境沒有正確的瞭解與估計，沒有看清楚在與敵人實逼處此的荊當遠，在還來不及發動廣大群眾鬥爭的時間內，是不能在荊當遠立足的，因為荊當遠鄰近宜沙，不似閩西僻處一隅。雖然我們是在不得已之中定出不得已的策略，在我們主觀上是很想執行國際路線的轉變，然而這一策略仍然是立三路線之另一表現，因為它仍然包含冒險主義的實質。

　　第六時期，敗退鄂北到與九師會師（從五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共四個半月），我們可以〔說〕是執行了國際路線的轉變。我們經營均房保南為暫時根據地，鞏固的向荊當遠發展，與江石監沔赤區連系起來的決定與實行，以及我們對於湘西、鄂西、鄂北、豫南統一的建議，是與中央指示相符合。雖然我們最後跑上六七百里與九師會師不免有些冒失，然而我們急於需要得到黨的指示，不能不如此。

　　我們應負的責任

　　對於湘鄂西蘇區，特別是對於二軍團（現稱第三軍）政治領導的錯誤，無疑應由我負主要的責任。雖然我在第二軍團沒有最後決定權，然而不論任何同志的意見，經過前委的決議，我就應該完全負責。我在上面分析錯誤中，雖然指出調和時代中央、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以及德昌、容先同志來信，仲理、守貴同志口頭報告和江左軍來信，對於我們的錯誤有影響，然而絕對不是企圖借這一切來推脫我的責任。事實已經很清楚洪湖赤區的被摧殘，第二軍團的削弱（槍支雖然還有增加），都應該由我負責。我在上面七、八萬字的報告中，雖然我已經瞭解的做了相當結論，當然這些結論不會是完全正確的，我誠懇希望黨加以審查和指示。如果在黨的審查和指示中，發現新的錯誤，我無疑的用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接受。我在此申明，我是一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研究的黨員，要犯可憐的以至可恥的政治錯誤，無疑是不能□的，我希望黨給我以深刻的糾正和教育。黨按照我所犯錯誤的程度，給我任何處罰（除開除黨籍外）我都接受。我請求這份報告送到國際。

　　中夏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于洪湖赤區

　　注釋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

　　(1)12月8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同時發出「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中夏錯誤問題給中央的信」。信中說：「將三軍前委決議及中夏同志報告的結論寄來（他的報告共8萬字，待以後繼續送來）」。這七萬多字的正文、問題的實際情況、過程及鄧中夏的分析，卻被以夏曦為首的中共湘鄂西扣下了。之後，何時、如何把正文上交中央的就沒有下落了。這便是直至今日看不到「事實真相」的原因。（見1931年12月8日，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中夏錯誤問題給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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