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後中國職工運動之新現象|鄧中夏

「五卅」後中國職工運動之新現象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中國職工運動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卻有驚人的進步，特別是在此次五卅運動中可以顯明的表現出來。現在把五卅屠殺後的幾種新現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種新現象，工人階級事實上取得國民革命的領袖地位。在一年以前，我們曾說：「工人階級在社會革命中不消說是領袖，就在國民革命中他也是領袖。」當時也不過是一種理論。此理論一出，一般所謂「高等華人」和大學教授以及短見的知識界青年，無不嗤之以鼻，以為工人階級又在吹牛。可是經過此次五卅反帝國主義之空前大運動，我們的理論，卻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件事實在上海、廣東兩地罷工證實得格外明白。當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共同組織「工商學聯合會」，為總指揮機關，其中有「上海總工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及「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在此我們應該注意「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是中等商人的組織，一般大商買辦階級，另有其團體，叫做「上海總商會」，是未曾加入「工商學聯合會」的。大商買辦階級簡直沒有誠心和勇氣參加此次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然在運動初起的時候，曾經參加過，然而他們參加不是自動的，是受工人和學生用恐嚇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學聯合會」中，「上海總工會」做了中堅勢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總工會」定的，商人、學生及一切民眾都只跟著走。此次運動維持數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學生罷課，不能給帝國主義以要害的打擊，就是教會學校學生罷課也不能使帝國主義受何等重大的影響；商人罷市雖給帝國主義以有力的打擊，然而僅僅二十三天，他們就開市了，半途退出戰線了，軟化而妥協了；只有工人罷工，堅持三個月之久，誓死奮鬥，奮鬥到援盡糧絕，方忍痛罷休，因而失業者數千人。由此可見工人階級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堅決。廣東方面尤其顯然了，省港罷工中，香港全體工人罷工，學生只有一部分罷課，商人則漠然不動。在廣州只有沙面工人罷工，教會學生沒有聲息，商人更不用說了。工人差不多孤軍奮鬥，至今七個半月，始終不敢言疲。舉此二大例，便可證明工人階級在事實上已經取得國民革命的領袖。從前一般高等華人、大學教授及短見的知識青年笑我們理論為吹牛的，現在也很小心的恭順的在他們的報紙上承認工人階級的領袖地位了。因為事實還是事實，雖有百喙，是抹殺不去的。五卅屠殺後的時局，確是國民革命運動發展和擴大的極好的動機，我們敢擔保此後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當益見崇高而鞏固。

　　第二種新現象，各地工人群眾需要一個地方的總組織。「五卅」以前，工人群眾需要一個地方的總組織，還不是普遍的現象，湖南、湖北各有一個工團聯合會，廣東、香港雖有總組織並未統一。此次反帝國主義運動，事實上無處不一致行動，於是團結二字在工人群眾中已無形中承認其必要，而要求一個地方的總組織。如上海工人在此次運動中，組織了一個「上海總工會」；河南工人組織「河南全省總工會」；濟南工人組織「濟南總工會」；天津工人組織「天津總工會」；就是曆為帝王之都專制壓迫成為慣性的北京工人也組織了「北京總工會」。這些地方的總組織，從前都沒有的，都是在「五卅」後才發生的。就中尤以「上海總工會」為最有成績。上海從前招牌工會倒不下二、三十，實際上有工人群眾的只有一個海員工會，一個印刷工會，五個紗廠工會，兩三個地方主義的聯合會，和一個南洋煙草職工同志會。南洋職工會與資本家合組，嚴格說起來，算不得純正的工會。那時上海有組織的工人不過二萬人。「五卅」後，工會增加至七十餘個，組織工人實數增加至十二萬餘人，同性質的產業工會還組織聯合會，如紗廠總工會、鐵廠總工會、印刷總工會之類。這些工會統統在上海總工會統率和指導之下。河南、天津、濟南、北京各地的總工會，亦皆名實相副，有許多新舊工會為其基礎。就是廣東、香港亦有一種新氣象，大家都知道廣州有「工人代表會」、「廣東總工會」之分，香港有「工團總會」、「華工總會」之別，而且香港還有許多大工會還未加入總組織。各樹一幟，互不相謀。但自省港罷工後，而統一工會之呼聲隨之而高，異口同聲要求一個統一的地方總組織。由此可知工人群眾不僅要一個自己產業的或職業的組織，而且要一個聯合各業工會的地方總組織，集中勢力，謀全國的大聯合了。

　　第三種新現象，資產階級更深刻覺悟而向無產階級進攻。本來資產階級在爭政權或反對國內外壓迫勢力於他們自己有利益的時候，會與工人階級攜手的，如法國革命、俄國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曾利用無產階級，可是一達到自己階級的利益或工人行動與自己利益衝突時，則壓迫無產階級之事便發生了。再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共同攜手反抗外力的時候，如果無產階級同時要求自己經濟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權利，他們就立刻壓迫工人，寧可拋棄民族利益而與敵人妥協，如印度資產階級就是一個好例子。中國資產階級與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是一樣的。這次五卅運動，資產階級贊成反對帝國主義，因為抵制日貨、英貨，抵制外國輪船，都是於他們有利益的，所以開始時贊成罷工。後來發現工人階級勢力膨脹了，又且工人有為改善經濟地位向中國資本家罷工的傾向，所以他們越發害怕起來了。論理，無產階級為一般民族利益而奮起爭鬥，當然同時便不能不力爭改善自己的經濟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國民革命的觀點說，亦是應該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層道理，資本家因為于他自己荷包有損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學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現代評論》），國民黨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對階級鬥爭論）。他們這些「對外好了何必對內」、「為了階級鬥爭，打破國民革命」幼稚得可憐荒謬得可驚的議論，卻做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護身符，而壓迫工人則愈演愈凶了。河南豫豐紗廠罷工，穆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殺工人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罷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殘工人了，資本家「仁愛的性能」那裡去了？不但如此，資產階級還有更深一層要求政治勢力的覺悟，譬如上海華界政治勢力向在軍閥手裡，及奉張敗退浙孫入滬之時，上海大商買辦階級因利乘便，不僅擁有保衛團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廳長，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權力在手，於是對於工人之集會、結社及一切愛國運動，壓迫得比奉系軍閥在滬時尤為利害，尤為慘酷。一方面扣著各處為罷工寄來的大批捐款不發給工人，以經濟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權力公然暗中槍斃工人領袖劉華，不宣佈其是何罪犯，以政治勢力壓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組織暗殺團，專門伺擊工人領袖及搗亂工人集會，以法西斯團摧殘之。資本家比軍閥聰明得多，利害得多呵！

　　第四種新現象，工人階級戰術進步已有壓迫不下的戰鬥力。「五卅」以前中國工人組織固然薄弱，戰術亦極幼稚，什麼是政策，在工人腦筋中是沒有這件東西的。如京漢「二七」之役，一經嚴重慘殺，遂至無法再與軍閥鬥爭，差不多經過一年才漸漸復蘇。自前年北京政變曹、吳倒臺以後，工人階級乘時為恢復工會之運動，應用他們已有之經驗與知識，於是而戰鬥能力突增，經此次五卅運動，他們的戰鬥能力更為充分表現出來了。如此次上海與省港兩地之大罷工，他們不僅知道緊嚴自己的組織，集中自己的勢力，而且知道應用一切于罷工有利的政策，並且應用政策亦極適當而完滿。在上海方面，開始便聯合學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脅迫大商人共同參加愛國運動，並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為反帝國主義之總指揮機關。隨後大商人中途妥協而反動，工人能密切聯合學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對抗。當時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國主義勾結奉系軍閥加以政治的壓迫；大商買辦階級把持各處捐款加以經濟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賊搗亂總工會暗殺工會領袖加以暴力的脅擊，然而工人對於此等橫逆之來，皆能應付裕如，終至維持戰線迄三月而不潰。隨後江、浙戰起，奉軍被孫傳芳趕走，大商買辦階級隨聯孫而攫取上海政權，起而代之。一班人總以為孫傳芳反奉通電，曾以奉軍壓迫愛國運動為奉張之罪，孫軍到滬，人民愛國運動當可自由，孰知適得其反，而且變本加厲。大商買辦階級是很聰明而精細的，地方情況既周知無餘，壓迫方法亦推陳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止派散傳單，禁止當街講演，禁止聚眾開會，這是軍閥亦想得到，不足為奇，不過大商買辦階級更為厲害些嚴厲些罷了。最出奇的，是組織法西斯團狙擊工人領袖，嚴拿共產黨，確系大商買辦階級的拿手好戲。但是工人卻並不因此而畏縮，再接再厲，屢僕屢興。上海總工會被封一次，又要求啟封一次，甚至副委員長劉華被殺，同時他們卻自動啟封總工會，繼續辦公。一個重要領袖之死，是如何可以驚心動魄的事，若在「五卅」以前，工人處此險惡情形之下，早已豕突狼奔紛紛潰散了，然而現在他們並不如此，一面因為領袖被殺抱無限之悲憤，一面卻努力恢復總工會作從容之應付，泣血飲恨，待時復仇。這是何等沉毅勇決的工夫，豈無訓練的工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嗎？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據特殊環境規定出來，自工商聯合善後條例出，而帝國主義之聯合戰線乃破，日、美輪船直來廣州，商店遷出沙面。自經濟獨立滬航溝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聯合戰線愈固，廣州商務遂見暢旺，黃埔開埠指日可期。自肅清反革命派之議起，而工人與政府之合作益密，東江收復，南路敉平，廣東統一，北伐有望。種種政策，不僅穩固了罷工營陣，而且大有造于廣東發達，這豈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嗎？無怪香港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廣東之恫嚇政策，勾結反革命派之謀亂政策，欺騙中國商人之挑撥離間政策，著著歸於失敗，而罷工維持八月而不疲。其餘如天津、湖北、北京等處，工人皆有同樣的表現。根據種種事實，可斷言中國今日之工人，決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壓迫，越起反抗，況乎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日就崩潰，要想撲滅工人勢力如「五卅」以前一樣，黃河西流，白日東逝，那裡有可能哩。

　　第五種新現象，工人階級需要政黨。從前中國工人不僅聽著共產黨三字要談虎色變，就是聽著「國民黨」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廣東除外）。自孫中山先生北上以後，國民黨算是不令國人那樣可怕了。然而共產黨仍然令人可怕。帝國主義者誣衊共產黨為「過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像過激派不知是如何兇猛的怪物。況且在西文報上往往看見過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鬍鬚鬑鬑，與原始時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實這些照片多是所謂過激派出獄時所攝的，被捕下獄，動經十年八載，鬚髮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須，年長不剃，自然毛松松一個了，一般人見此類照片，以為過激派皆是如此（其實過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錯覺之過。並且帝國主義者的報紙，對於所謂過激派，故以神來之筆，加以靈動描寫，真是過激派不知是什麼一種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一般人為帝國主義者的反動宣傳所迷惑，分明是為民眾利益而奮鬥犧牲的戰士，對之反表示深惡痛絕的樣子。從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錯誤的見解。但是自經共產黨歷年來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而犧牲，兼且為一般民族利益而奮鬥而犧牲，京漢罷工殺了施洋、林祥謙，此次五卅運動，上海殺了何秉彝、劉華，青島殺了李慰農，安源殺了黃靜原，其餘被殺被捕者尚難指數。共產黨是革命前線的先鋒隊。工人群眾覺得共產黨是很可親愛的，覺得共產黨所指導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對工人階級有利益的。所以不論「反共產」的潮流是如何高漲，然而愈堅定工人對於共產黨的信仰。你不看見現在反共產黨的癥菌彌漫了全中國嗎？帝國主義為反共產之指使人，不待說了。軍閥方面，在南方，楊希閔、劉震寰反共產，陳炯明、鄧本殷反共產；在北方，張作霖反共產，吳佩孚反共產；買辦階級大地主方面，廣東陳廉伯、陳恭受反共產；上海張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產；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產，國民黨中反革命派如鄒魯之流反共產；知識階級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學教授反共產，上海一部分遺少的國家主義派反共產。論理在這種四面包圍嚴重壓迫之下，共產黨早應摒諸四彝，絕跡於中國了，然而此種反共產之呼聲，不僅無損於共產黨的毫末，而且增進了共產黨的信用，特別在工人、農民一方面。工人群眾從前覺得毛松松的過激派可怕，現在他們自己也很興奮的要做毛松松的一個了，相率要求加入共產黨，因為他們自己知道只有共產黨是真為工人階級謀利益謀解放的黨，所以他們對共產黨關係之親切，簡直超過他的家庭以上了。

　　第六種新現象，中國工會與各國革命工會發生直接關係。此次五卅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中堅勢力，而且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所屬的上海總工會直接指導之下，以致造成震動一世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使帝國主義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擊。原來工人階級由經濟關係悟到政治關係，這其間有一個長距離，很不容易跳過的，只有一九〇五年之俄國革命有過一次。況乎由工廠的經濟關係悟到國際的政治關係，尤其不容易了。中國職工運動歷史雖短，然而他卻跳過這一個長距離。此次五卅運動，起因于上海日商紗廠裡之經濟事件，打死工人顧正紅，不久發生南京路之大屠殺，遂急轉直下變成國際間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於是而引導全中國人民一致作反帝國主義廣大的劇烈抗爭。這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最重要之一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頁。中國工人階級在此次運動中確實表現了它的驚人的能力，亦因有其相當的組織與訓練，和有全國聯合的集中的總組織，所以它的能力才能這樣充分表現。這一點是值得全世界無產階級表示同情和欣賞的。此次五卅運動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都曾有過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不用說了。赤色職工國際為全世界革命工會之大本營，曾為中國此次運動對所屬各國工會發了一道訓令，其文曰：

　　「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團與蘇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團，由中國和日本回來後，報告云：『中國的職工運動，現已大有進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與赤色職工國際，完全相同。』代表們又報告許多事實，皆足證明帝國主義者和中國一部分資產階級，都盡力壓迫這種幼稚的職工運動。

　　本執行委員會以為蘇聯全國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兩者近來的密切接觸，即是使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國際職工運動的大進步。所以本執行委員會想要所屬各國的工會，與在廣州中華全國總工會，直接聯合，並預備各國無產階級，對於中國幼稚的工會運動，給以敏活的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萬歲！打倒帝國主義者！……」

　　這一篇短短訓令，在中國職工運動史上，是一個最可寶貴的紀念。因為中國職工運動已有數年了，從未得過赤色職工國際這樣使各國工會與中國「直接聯合」的訓令，由此可以證明中國職工運動自「五卅」後確在世界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赤色職工國際訓令各國工會與某國工會發生直接關係，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國職工運動確有相當成熟的能力，才能與各國工會發生直接關係。中國工會從此經常的與世界革命工會相見了，這也是「五卅」後發生的新現象。

　　署名：中夏

　　（原載《人民週刊》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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