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力量|鄧中夏

我們的力量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一

　　自從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中國宗法社會的小農及小手工業經濟日益崩壞，新式工業經濟日益發達，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在這當中也就隨之日益發展而成長壯大了。

　　在初，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原不過只欲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本不欲中國新式機器工業有大規模的增進與發達——因這會引起殖民地的工業對宗主國的工業劇烈之競爭對抗，以至於排斥的。所以那時帝國主義只容忍中國本國的「商業資本」之存在，至於本國的「工業資本」，那是他們所引為隱憂、引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國的商業資本家漸漸學會組織生產，發展了所謂「家庭工業」（如商店散給小戶女工以絨繩洋線而令其織臘帽手套等）和「工廠手工業」（如手機的小工場等），這些小小生產因與帝國主義無多大的妨害，亦為它們相當的容讓。

　　但是，自從鴉片之戰以來，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壓迫實在太猛了，使得中國不能不起一種「自強禦侮」的反感；那時帝國主義者間亦有互相傾軋的裂痕，中國政府得利用這些機會購入機器以制炮造艦，於是就成就了中國的「軍用工業」。

　　再則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貨，還要投資，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當時鐵路投資為各帝國主義者所垂涎欲滴，爭先恐後的。此外，它們還有採取煤鐵和將商品輸入內地的需要。故借款官營，中國得以興修鐵路及開掘礦山。於是又成就了中國的「交通工業」「煤礦工業」。

　　隨後因機器既已輸入，又引起中國本國資本發展的自然要求，而興工製造；並且外國資本利用中國勞力的低廉，原料取攜的便利，運輸周折的免除，海關定稅的減輕，亦宜於在華設廠製造；因此而本國資本的和外國資本的各業製造工廠也就如雲而起了。於是終於成就了中國的「製造工業」。

　　中國的工業是在這些原因上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雖不能容忍，然而為投貨，投資，掠奪富源，又不得不使中國建立相當的工業。誰知工業化的速度是與無產階級之長成壯大成正比例的。中國的無產階級公然因三、四十年來工業之進展而組成一個雄厚而偉大的隊伍，掉轉頭來便向帝國主義舉行「背叛」，舉行反攻。這那裡是他們始料所及的事哩。

　　現在且把我們的力量，先來檢查一下。

　　二

　　首先檢查我們的總人數。

　　說到這個問題，使我感到無窮困難的，就是沒有精確而完備的統計可資依據。現在只好把比較可靠的略為說說。

　　先前我們說中國所有產業工人總人數是六十一萬人，這是根據農商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統計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國七年到現在又是六年了，這六年之間，工廠增加不少，故我們有時鼓著勇氣大膽猜度說：總加至八十萬人了。其實這是錯的。農商部統計所指六十一萬人完全是製造工廠工人，而鐵路工，礦工，海員，市政工，碼頭工，車輛勞動者，農業工人，以及政府直轄的造幣廠，造船廠，兵工廠等工人和依外國法律註冊的工廠工人均不包括在內。

　　據我們最近的考訂，中國所有產業工人總人數是一百八十五萬餘人（手工業工人當然不在其內，合手工業工人總人數據農商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的統計，是一千余萬人）。茲分述於下：

　　製造工廠工人　農商部民國七年的統計，因其時南方護法軍興，川、湘、粵、桂、滇、黔六省無從調查，所以缺而不全。我們現在還是根據民國四年的統計較為完全。該統計民國四年填注的製造工廠工人總數是六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五人。民國四年以後，工廠增多無數，現在總人數當然還有增加。

　　鐵路工人　交通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統計，所有國有各路人員總共是七萬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築人員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內）。現將非工人如會計處九百四十人；車務處的管理員，巡查員等一百六十人，站長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長，電報生，車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機務處視察員，段長，工廠工頭三百九十七人；養路工程處視察員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築人員，鐵路工人實數總共是七萬零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數點須注意的：（一）這裡數目僅限國有鐵路而言，其餘省有的江甯路，民有的潮汕路等和外國建築的如南滿路，滇越路等尚不在內。（二）就是這數目恐有不盡確實之處，就中如機務處工匠（即鐵路附設工廠的工匠）據該表細數長辛店機器廠工人僅填七百四十五人，與我們所知道的有三千人以上的數目相差太遠；又該表江岸機器廠工人僅填三百七十二人，與我們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數目又相差太遠。以此類推，其他各項數目當亦有不盡確實的。（三）鐵路附設工廠和修路有採用包工制，這些包工，路局是無法按名註冊的。所以鐵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當然還有增加。

　　礦山工人　農商部民國七年的統計，是以工數計算，探礦採礦工數總共是四千二百九十八萬餘人。工數是以一人一日為一工，然而究竟不好從工數推定工人人數。現在是根據該統計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填注的人數為准，探礦工人數是一萬六千七百一十一人，採礦工人數是五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四人，合計總人數是五十三萬零八百八十五人[1]。礦山採用包工制的尤多，這些包工亦未計算在內。

　　海員　無統計可查。因為遠洋輪船固然完全為帝國主義者所有，就是沿海及內河輪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國主義者所有，我們何從調查呢。中國遠洋輪船只中國郵船公司一家有三艘，現在已賣去了。中國沿海及內河輪船亦只招商局，三北公司，寧紹公司三家有數十艘，可惜都無從調查。據深悉海員情形的人說，外國輪船航行遠洋的，華籍海員，寧波人約四萬以上，廣東人約六萬以上。此話若確，那麼加上沿海及內河的海員，總人數當有十五萬人。

　　市政工人　指郵差，電燈，電話，電報，自來水，清道夫而言，然而均無調查統計表可考。惟郵差一項，交通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總計，全國郵局共為二千四百所。郵局有管理局，一、二、三等郵局暨郵務支局五等之分，我們假定郵局最低數為五人，那麼全國郵差總人數當是一萬二千人。碼頭工，車輛勞動者（人力車在內）這兩項如果有統計可察，其數目之大，當更使我們吃驚。

　　農業工人　指用新式機器的農場工人而言，現在亦無從考查。惟據海關冊機械類輸入農業機器額逐年均有增加，雖然一部分是用之於各省農事試驗場及農業學校，其他一部分確為農業資本家用於墾荒及種田，可推知中國農業工人當亦有一個相當的數目。

　　政府直轄工廠工人　農商部民國七年的統計，合計是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二人。除交通部所管轄之各鐵路附設工廠一萬零一百七十二人已算入上面鐵路工人項下之外，尚餘總人數為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人。此外由各省政府設立的工廠工人還不算在內。

　　依外國法律註冊的工廠工人　這種工廠自然完全為外國資本家所有，本國資本家扯洋旗的亦有一點在內。可惜無從調查。惟自「馬關條約」訂立以後，外商在華設廠逐年增加，據「最近支那經濟」所調查，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其數已達一百六十六家。民國二年到現在已是十一年了，所增必多無疑。茲舉一例證明，如該書所列的紗廠民國二年共是十家，但據華商紗廠聯合會民國十年所調查，外商紗廠已達三十六家。又舉一例證明，歐戰期間，日人在山東，津浦增廠甚多，單就青島及山東之日人工廠而論，已為一百三十九家。並且外商工廠，資本皆極雄厚，規模亦皆宏大，其所用的工人往往比華商工廠多。我們姑且假定外商工廠工人總人數只有華商工廠總人數之一半，那末亦當為三十二萬餘人。

　　三

　　再檢查我們的組織。

　　我們自己承認我們的組織還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開首組織還不到三年，以這樣短的時間，公然能夠組織二十七萬餘人，在向無組織習性的中國說來，不能不說是一件可驚的事。雖然自京漢路「二七」失敗以後，各地的組織不免受了些重大的打擊和連帶的影響，然而大部分還仍舊存在，不過存在的形式，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秘密的罷了。茲分述於後：

　　鐵路　鐵路工人運動是一九二一年才開始進行的。不到一年，京漢路組織一萬三千餘人，有一總工會，每站滿五十人以上成立一分工會，計全路有十六個分工會。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組織在一個工會之下。不幸「二七」失敗，受打擊不小，現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罷了。京奉路最先組織的是唐山，其次是山海關，再其次是天津、豐台，現共組織有八千餘人，並有成立總工會之活動。津浦路最先組織的為浦鎮、浦口，隨後蔓延至徐州、泰安、濟南、德州，天津，共組織有三千五百餘人。京綏路全路概行組織起來了，共有七千餘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機務、車務，大廠分成三部分，尚未統一。正太路全路完全組織，共二千餘人，有一總工會。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組織，共一千餘人。焦作煤礦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擬附入京漢路總工會之內，後因京漢路大罷工失敗，不果。隴海路先亦全路完全組織了，因有監工工頭參入其中，任工會高級職員，後來這些工賊出賣工人的事實層見疊出，工人很氣憤，遂分裂，現尚保存一千餘人。粵漢路北段完全組織，共一千餘人，有一總工會。株萍路亦全路完全組織，共一千餘人，附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膠濟路組織二千九百餘人，以四方大廠為中心，青島港工亦加入在內。粵漢路南段組織一千四百人。廣九路組織一千三百餘人。廣三路組織三百餘人。滬甯，滬杭兩路因帝國主義防範厲害及工人工資較優，雖有組織，系員司、監工、工頭、工人共同組織，惟最近有四百余純粹工人秘密另組之活動。南滿路最近組織四百人。中東路俄工早已完全組織了，華工組織的已有六百餘人。全國鐵路工人已於今年一月在北京舉行各路代表會議，成立了一個全國鐵路總工會。共計全國路工已經組織的為四萬四千八百餘人。

　　海員　海員以廣東人寧波人為最多。大概從上海以南至歐美各國，粵籍海員約占五分之三，甬籍海員約占五分之二；從上海以北至天津以及長江一帶，幾全為甬籍海員，粵籍海員甚少。先前甬籍海員有小組織，名叫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粵籍海員亦有小組織，名叫聯益社，群義社等。此外還有關帝會，同心會種種名目。人數少則五百，多至數千。然而這些組織不離同鄉主義和秘密結社的性質，故無甚大用。頗有新式意義的組織，要算是香港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據說前年大罷工後，會員增至四萬五千人。其組織稍差，近因與印度、日本、菲律賓、爪哇以及西歐各國運輸工人頗有聯絡，感觀所激，已有改進之動機。

　　礦工　中國礦山雖多，惟有全部組織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處。安源組織有一萬二千餘人；水口山原組織三千餘人，惟去年遭趙恒惕慘殺後，歸於停頓了。其餘只山東之淄博，直隸之開灤，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頗有一部分之組織。淄博約為六千人，開灤約為四千人，大冶約為一千人，焦作約為二百人。合計全國礦工組織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人。

　　湖南　城市工人依產業組織而公開存在的，只有湖南。長沙造幣廠，黑鉛煉廠，第一紡紗廠以及機械、電氣、印刷、陶器、輾穀、泥木、縫紉、理髮、人力車、筆業等各行業工人組成工會十五個；並共同組織一個湖南工團聯合會。合計組織人數二萬六千餘人。

　　武漢　武漢新式產業工人約十余萬人，在全國中居第二位。當時已組織的，除京漢，粵漢路工和大冶礦工外，還有銅鐵、水電、造船、造幣廠、煤油棧、染織、棉花、香煙、縫紉、皮鞋、蛋廠、洗衣、電話、牛皮業、人力車、輪駁、調劑、雜貨等各業工人。他們共有工會二十個，並組織一個工團聯合會，合計人數三萬二千三百人。惟因京漢路大罷工失敗的連帶影響，有一部分亦歸停頓了。

　　上海　上海原為中國工業第一位發達的地方，然而勞動組合卻比其他各工業區落後。其原因有二：一、帝國主義防範周密，壓迫殘酷；二、勞動界失業眾多，生活恐慌。因此，工人有所畏懼而不敢前。上海勞動運動最盛時代，要算一九二二年之下季。那時浦東紡織工組織了一萬餘人，煙草工組織了八千餘人。華洋兩界金銀業工組織了一千餘人，但不久皆因罷工先後摧殘殆盡。此後雖有二、三十個工會，多半是一塊空招牌罷了；就中只南洋煙草職工會有七千人，機器工會有三千人，粵僑工界聯合會八百人，機器工人俱樂部五百人，算是有群眾。最近新生的勞動組合，頗有雨後春筍之觀，雖多系混合制而非產業制，然已有組織的不下五千餘人。總共約一萬六千三百人。

　　粵港　廣州和香港工會數目共有二百以上之多，廣州原來新式工業甚少，工會多至如此，則他們的組織未脫舊式「行會」性質可知。在政治上比較自由之地，而不利用時機作統一的勞動組合運動，當地有覺悟的工友不能不負其責，該處組織雖舊，雖軟弱無力，可是所有工業及手工業工人概行組織起來了。組織人數總共約五萬餘人。

　　其他各地　濟南組織八千餘人，太原組織三千余人，重慶組織六千余人，成都組織一千余人，天津組織五百餘人，九江組織二百餘人，青島組織二百余人，大連組織三百餘人。合計約三萬餘人。

　　列表於下：

　　

　　四

　　我們的總人數和組織既如上述，由此，我們現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驗，就是我們將來的力量亦不難推測了。至於我們力量的試驗與表現，在此數年內已經有許多戰鬥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不敢誇張我們的力量已可與歐美產業先進國的無產階級絜長比短，然而在中國各階級民眾中比較起來，恐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的領袖地位罷。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漢路大罷工失敗以後，不僅是同情者對於我們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輕視，就是篤信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家亦抱過分的懷疑。那時我在《中國青年》一節《論工人運動》的短文裡，曾這樣說：「工人群眾不論在民主革命或社會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又這樣說：「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的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位。」這些話便是對他們說的。我並且指明：「不幸京漢路失敗以後，許多社會運動家不免動搖減少了他們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觀念與熱心，這未免太沒有信心與毅力了。」我又大聲直呼：「我所敬佩負中國革命唯一使命的社會運動家呵！望你們仍鼓勵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精神與熱心，持續的努力呵！如此基礎已立，功虧一簣的工人運動，你們因稍稍受了一點波折，便認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們再革命一萬年，也不能成功呢。」

　　懷疑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不外兩點理論，茲分別指出及糾正於下：

　　（一）從數量上講——說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很幼稚。他們並沒有舉出實際的數目，僅持一種形式的理論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這種理論用之于產業先進國是對的，用之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有本國的和外國的之分。有少數地方雖是本國的資產階級比外國的資產階級強壯，但是多數地方卻反而是外國的資產階級比本國的資產階級強壯或是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均勢。在中國的外國資產階級，雖現在無確實的調查可斷定它比本國的資產階級強壯，我們至少可推測其必為均勢。商業資本，銀行資本不用說是外國的比中國的強壯，就以工業資本舉數例來講：

　　一、如鐵業。中國鐵的產額最近幾年（一九一八年）約共三五五，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山東金嶺鎮鐵礦，「二十一條」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鐵礦，奉天廟兒溝中日「合辦」的鐵礦，總共產額是三三六，五六一噸，外人在鐵業中簡直占全數。二、如煤業。中國煤的產額最近幾年約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奉天撫順，山東淄川以及中英「合辦」之開灤等煤礦，所產就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噸，外人在煤業中，幾乎占一半。三、如紡織業。一九二一年底，全國共有紗錠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計華商一百三十四萬枚，日商八十六萬七千枚，英商二十五萬九千枚，其餘未開車者一百三十萬枚左右，外人在紡織業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煙草業。中國煙草業之三雄：一為英美合辦之英美煙草公司，一為日本之東亞煙草股份公司，一為華人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在上海、漢口、奉天三處均設立工廠，東亞煙草公司在營口、天津、上海三處亦設立工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只在香港，上海二處設立工廠，可見外人在煙草業中又幾乎是壟斷獨登了。由此種種例證，我們說中國工業資本本國的和外國的處在均勢的地位，總不算近於誇張罷。既是如此，中國的無產階級是在本國的和外國的兩個資產階級之下發育孳長的，那麼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是中國本國的資產階級儘管幼稚，在客觀上中國的無產階級卻能長成壯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舉工人的總數目便可見得這個結論是不錯的。

　　（二）從質量上講——說無產階級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論是說：中國無產階級的心理，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還未與家族，親屬，帝王，神權等舊觀念絕緣；有國家覺悟的是少數；有階級覺悟的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這種理論近乎說「哲學」了。馬克思主義反對以心理來解釋社會現象，今姑且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釋的，然而亦應有平時心理和戰時心理之分。無產階級平時心理儘管沉睡在宗法社會裡，儘管未與家族，親屬，帝王，神權等舊觀念絕緣，然而一到戰時（罷工），他們的眼裡卻清清楚楚認識資本主義了，他們的心理卻完完全全表示出階級的意識和覺悟了。如以平時心理來斷定無產階級質量之幼稚，我們同樣以平時心理來檢查資產階級是如何？上海新興的資本家不是辦了什麼同鄉會嗎？不是仿刻什麼「太上感應篇」、「袁了凡四訓」贈送親友嗎？不是還有佞佛茹素的嗎？這些是否可說他們已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覺悟？但是資本家一到戰時（應付工人罷工）卻和工人一樣的將階級的意識與覺悟表示得顯露無餘，壓迫工人甚至殘殺工人起來了。我們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以罷工條件來做根據。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罷工次數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條件是九十七項，其內容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維持工資三十七項；二、反對管理規則十五項；三、承認工會十一項；四、給假休息十項；五、養老撫恤金六項；六、恢復革工五項；七、反對工頭五項；八、響應他處五項；九、減少工作時間三項。試問這九十七項之中除反對工頭五項似為對人問題而近于所謂「宗法社會思想」者以外，其餘的哪一項不是具體表現階級的意識和覺悟？原來無產階級的覺悟，是由它被壓迫被掠奪的地位反應出來的，它的覺悟程度是隨它的反抗的爭鬥之經驗而發展的，斷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會心理而能阻止它的覺悟。所以以心理斷定它的質量幼稚是不對的，況乎是拿了平時心理而非戰時心理。

　　五

　　老實說罷，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其理由如下：一、資產階級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數中的極少數，而且革命亦不得貫徹到底。何以呢？茲分別言之：商業資本是販賣洋貨及代辦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關係而獨立存在；銀行資本（即官僚資本）是買賣公債及政治投資，又與軍閥有深厚之關係，並受外國資本之操縱；試問他們能革命嗎？工業資本雖因外貨外資之競爭或軍閥擾亂之阻礙，而往往促起他們有政治革命的動機，然而終因顧慮目前之利益，亦不過只有動機罷了；即或有時動機見諸行為，亦不能堅持到底，終出於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調和妥協之一途。這是事實，去年上海資產階級不曾發電否認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嗎？後來又如何？又不曾做什麼修改稅則廢止厘金廢督裁兵制憲等運動更進而組織民治委員會嗎？現在又如何？這些和平的運動尚且如此，若採用革命的手段，並進行革命到底，他們哪裡有此大膽和魄力呢？二、小資產階級有革命要求和傾向，惟勢力不能集中，只能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別言之：手工工業家和小商人因競爭而致企業之崩壞，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資產階級為猛進為堅決，如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比總商會急進，便是一例。可惜他們終因資本微小，而且組織亦甚為紛歧，不能集中其勢力，是其大病。農民（雇農除外）因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甚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種種原因亦驅使他們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廣東，湖南，陝西，直隸，江西，山東等省往往發生抗稅罷租運動及組織農會，最近廣東甚至成立農民自衛軍，可見他們可以革命了。可惜他們居處散漫，安土重遷，不易集中其勢力，也是其病。知識階級因受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家庭已漸次貧困；一方面讀書時固常覺得經濟的壓迫，又一方面畢業後，亦感到社會地位的恐慌，於是也趨向於革命了。並且因其有知識之故，又往往為各階級革命勢力間之連鎖，褒然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便是其證。可惜他們本來沒有經濟的基礎，只能附屬於有經濟實力的各階級方有所成就，並且他們因經濟條件之限制，使他們富有浪漫，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種種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勢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說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只有無產階級一方面更增進強大他們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團結各階級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聯合成一個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國民革命以及將來社會革命的兩種偉大事業。

　　署名：鄧中夏

　　（原載《中國工人》第2期）

　　注釋

　　[1]按民國四年五年雲南省均未報礦工人數，所以這個全國礦工總人數裡不包括雲南省的礦工人數。如以民國三年雲南省礦工八萬六千六百二十一人計入，則民國五年全國礦工總人數應為六十一萬七千五百零六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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