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的使命|鄧中夏

上大的使命

　　上大的使命(1)（一九二三年）

　　如有人問我們的教職員：「你們為什麼要辦上大」？我敢斷定至少十分之九的教職員會這樣回答：「為建國。」如有人問我們的學生：「你們為什麼要進上大？」我也敢斷定至少十分之九的學生會這樣回答：「要建國。」

　　何以見得？上大的經濟狀況，在國中的各大學比較起來，我們不自諱也不必諱承認上大是一個窮而又窮的學校，所以教職員的薪水，有的是完全盡義務，一文也不拿；有的為維持生活，亦只拿到很少的數量，還比不上一個高等機器工匠的工資；有的原在別校拿到很多的薪水，卻情願拋棄了來上大吃苦；有的原有別項職務，收入已豐，並且沒有餘暇，卻情願多吃辛苦來上大兼課。據此看來，這三四十個教職員如果不為建國的目的而來，試問是為的什麼？上大的聲望地位，在國中各大學中比較起來，我們不自諱亦不必諱承認上大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學校，他既不象國立大大學畢業了可以圖一個出身之階，也不象教會大學畢業了可以謀一條出洋之路，有何好處，可廣招徠。然而在這一年當中，有的學生是從偏僻省份趕來的，有的是從海外歸來的，有的脫離有名大學（如北大）來的，有的情願不考別的有名大學而來考上大的；學生人數現已超過原有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據此看來，這幾百個學生如果不為建國的目的而來，試問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國際壓迫和國內擾亂的時代和環境之場合中，使我們大家都覺得建國是中國今日唯一的出路，我們教職員和學生雖沒有一種事前的會商和協定，卻是不謀而合的凝成了一種共同的意識和希望。所以上大的宗旨，便不客氣把「養成建國人才」六個大字規定下來。（再有一項是「促進文化事業」，這是建國方略中應有的而且必要的一種手段，故宗旨條文雖為兩項，實際卻只一端。）

　　據中華教育改進社本年年會的報告，民國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六月，全國中等以上學校總數達一千三百七十五所，大學專門總數達一百〇六所，在數量上看，中國的教育似乎比辛亥革命以前要進步得多，在實質上看，可敢說還遠不及辛亥革命以前。何以呢？雖說近數年來所謂新教育家在報紙上會場上做了不少的宣傳工夫，說是如何如何的進步；同時花不少的洋錢，請了一些外國阿貓阿狗來，做了一點教育調查，做了一點教育測驗和心理測驗，說是如何如何的進步，其實何嘗比得上辛亥革命以前的教育有目的有精神。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受了「鴉片戰爭」以至「八國聯軍」種種的蹂躪殘殺，受了「割地」「賠款」種種的飛災橫禍，受了「瓜分」「勢力範圍」種種威嚇力脅，於是中國人（不論大老爺也好，不論小百姓也好），都釀成一種「獨立自強，以禦外侮」的意識和口端，辦教育的亦以此為他們最大的目的和責任，所以那時的教育比現在有精神得多。因此之故，終成功了「辛亥革命」。現在呢，教會教育不用說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其目的在培植一班洋奴，為他們作忠順而猛勇的前驅，就是所謂國立省立或公立的學校，他們的教育的目的在那裡？他們吃的教育飯只是吃的教育飯罷了。有的販賣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科學知識，有的搬弄了一些空空漠漠的哲學思想，其實並沒有指示學生一條應走的道路，和一種應受的訓練。更可惡的，是他們把教育事業當作外交事業，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簡直把中國的學校替外國人造奴隸，於是博得外國人種種名譽的贈遺，以為莫大的榮幸，這真是亡國的現象呵！誰說中國的教育比從前進步了呢？

　　象現在的教育，不特國民文化受危險，而且國家命運也要動搖，我們不自量，不免「目擊心傷」起來，敢以建國自任，我們與辛亥革命以前辦教育的人相同的一點，是著眼在「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不同的一點，我們不只是消極的救國，而且進一步要積極的建國。

　　有人疑心上大不是超然派，因為他內中有政黨的組織。誠然不錯，上大內中確有政黨的組織，上大確然不曾象有些無頭腦的或反革命派的學校禁止學生加入政黨和開會；但是上大同人為了要建國，自然不能不相信需要一個以建國為職志的政黨，所以實在有不少的人加入了政黨。不過政黨自政黨，學校自學校，不可並為一說罷了。

　　又有人疑心上大不是和平派，因為它內中頗有急進的趨向。這也不錯。吳稚暉先生說：「人家用機關槍來打，我也用機關槍對打，等把中國站定了，再整理什麼國故」。上大同人如看見什麼為建國進行的大障礙物，便毫不猶豫的無情的施以抨擊和打翻。

　　上大學系雖雜，而各欲以所學從多方面企圖建國目的的完成則一，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們大多數教職員和學生所不能一日忘的，所努力從事的，這便是和別的大學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

　　署名：A．S

　　（原載《上海大學週刊》第1期）

　　(1)該文當時署名A．S，是「安石」兩字的英文縮寫，即鄧中夏。時為上海大學校務長，中共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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