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獻於新詩人之前|鄧中夏

貢獻於新詩人之前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們不反對新詩，我們不反對人們做新詩人，我們是反對人們這種不研究正經學問不注意社會問題專門做新詩的風氣，我在本刊上兩期「新詩人的棒喝」裡已經聲明了。不僅如此，只要是新詩人不專門做「欣賞自然」「謳歌戀愛」「讚頌虛無」這一類沒志氣的勾當，我們除希望他們研究正經學問和注意社會問題以外，還希望他們真能做一個有價值的新詩人。所以我現在很誠誠懇懇的向他們有下面一些意見的貢獻。

　　我們承認人們是有感情的動物。我們承認革命固是因生活壓迫而不能不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奮鬥，但是儆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卻不能不首先要激動他們的感情。激動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說，或仗論文，然而文學卻是最有效的工具。詩歌的聲調抑揚，辭意生動，更能挑撥人們的心弦，激發人們的情緒，鼓勵人們的興趣，緊張人們的精神，所以我們不特不反對新詩人，而且有厚望於新詩人呢。

　　不過現在的新詩人實在太令我們失望了。他們幾乎是「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不明白自己所處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和環境。他們對於社會全部的狀況是模糊的，對於民間的真實疾苦是淡視的；他們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樂主義，便是怨天尤人的頹廢主義，總歸一句話，是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下等的，便是無病而呻，莫明其妙了。他們又不怕醜，急於求自己作品的表現，不是出一本嫩綠……的雜誌，便是出一本渡河……的專集。全中國的出版界，差不多完全把他們這一類無謂的作品充塞了；全中國的思想界，差不多完全把他們這一類混蛋的頭腦攪亂了。若長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氣日沉，亡國滅種，永不翻身，這不是此輩爛羊頭的新詩人之罪嗎？

　　但是我們終以為這不過是青年們一時迷惑的現象，我們終以為他們必有醒悟和改正之一日。現在我不揣簡陋，寫出幾種意見，貢獻於新詩人之前。

　　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外人自侵入中國之後，做了不少宣傳，說中國人是野蠻民族，是賊種，性質如何卑劣，習慣如何腐敗，道德如何墮落，自經「拳匪之亂」，他們更振振有辭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性不良的鐵證了。一般吃洋飯放洋屁的留學生和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說中華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雲。中國人民因知識不如人，機器不如人，政制不如人，經種種失敗，受種種苦痛，也不期然而然的自視實有不如洋族的地方，於是頹然的自暴自棄起來了。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民族的心死了，而欲圖民族之自存，行得嗎？況且洋族的民族性，不見得比我們高尚或且比我們還低下，本刊已經屢次指出。所以我們要做新詩人的青年們，關於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別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勵人民奮鬥，使人民有為國效死的精神。文體務求壯伍，氣勢務求磅礴，造意務求深刻，遣辭務求警動。史詩尤宜多做。郭沫若君頗喜用古事做新詩新劇，這是對的，有人譏誚他「迷戀骸骨」那就未免「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了。不過郭君所作，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為我所不贊成；假如他的作品，盡像「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對於郭君技術上大體贊成，而思想上卻希他更進步。

　　第二，須多作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社會要改造，只要是尚有一分人心的人，沒有哪一個肯於忍心反對而不贊成的了。不過贊成社會改造的人，要求不甚劇烈，進行不甚猛勇，努力不能延續，此其故就是他們對於社會生活的醜惡，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新詩人能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的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那就改造社會的目的，可以迅速的圓滿的達到了。如戴季陶君「阿們」一類的詩宜多做，只有這一類的詩，才可歌，才可泣。

　　第三，新詩人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歷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此其一。如果你是坐在深閣安樂椅上做革命的詩歌，無論你的作品辭藻是如何華美，意思是如何正確，句調是如何鏗鏘，人家知道你是一個空嚷革命而不去實行的人，那就對於你的作品也不受什麼深刻地感動了，此其二。所以新詩人尤應從事於革命的實際活動。如擺龍投身幫助希臘革命，他的「哀希臘」一詩，風行全球，膾炙人口。真令人讀之，引起無限的感慨和勇氣。如汪精衛身入北京刺殺攝政王被捕下獄，他的獄中雜詩中有雲「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懍懍有生氣，真令人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了。不才如我，既不配稱為詩人，更不配稱為革命家，憶三年前過洞庭有一詩，其辭云：「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禽獼殲除之，我行適我素」。「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秋水含落暉，彩霞如赤炷。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貧富，慘淡經營之，我行適我素」。此詩雖極幼稚，然而當時頗有朋輩為之感動，亦因我當時投身實際活動的原故。

　　我上邊向新詩人貢獻的三條意見，或者為高明的新詩人付之一笑亦未可知。因為高明的新詩人，認為文學就是目的，文學家盡有他「藝術之宮」的領域，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必以為我這種以文學為工具的貢獻，真是淺薄而且卑陋極了，和他們的「新浪漫主義」「為藝術而求藝術」的高尚信條，絕對不相容。雖然，不論他們如何鄙視我的貢獻，但是我卻仍然是誠誠懇懇的希望他們接受我的貢獻呢。我只相信中國需要這樣的新詩人。

　　署名：中夏

　　（原載《中國青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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