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年譜 1933年

1933年(1)

　　1月26日，春節。鄧中夏派人到妻子被關押的監獄，去看望妻子，並給妻子帶去一封信。李英病了，拒絕會見任何人。

　　上半年，由於叛徒的出賣，機關又遭到威脅，再次搬家。這時鄧中夏和何寶珍同志（劉少奇同志的夫人）假扮夫妻，組成新的全國互濟總會的機關。鄧中夏任書記兼主任，何寶珍任總會援救部部長。

　　後來，又由於叛徒的出賣，機關又遭到威脅，再次搬家，搬到福履裡（現在的建國西路建業裡）。仍然和何寶珍同志假扮夫妻，組成新的機關。

　　加強互濟會本身的建設，是做好工作的根本，在秘密工作的條件下，鄧中夏先後辦了三個內部刊物，《鬥爭》、《列寧生活》和《互濟生活》，加強成員的思想的提高和素質教育。他還撰寫了《新同志教育大綱》和《鞏固上海新會員的訓練大綱》的內部管理和教育的材料。

　　互濟會的任務是，摸清我黨入獄人員情況，努力營救獄中人員，安撫和救助入獄人員和家屬，組織在獄人員的鬥爭。展開抗日統戰工作，擴大營救工作面。

　　鄧中夏花大力氣摸清工作對象，這是互濟會工作的基礎，從上海開始，逐漸擴展到了全國。各地監獄調查的信件源源不斷；犯人來信不斷。加上他收集的各種法院判決書、有關被捕人員報紙的剪報，都提供了大量信息。

　　在鄧中夏的領導下，互濟會的各級組織也迅速地恢復起來了；開展了統戰工作，努力爭取社會知名人士、群眾團體的支持，與宋慶齡、何香凝、律師界的史良女士等建立了廣泛聯繫，建立起了「民權保障大同盟」。並且和「國民禦倭自救會」「律師合會」建立了聯繫。

　　到了「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一周年時，互濟會已成為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各愛國團體的重要成員之一。

　　為了充分揭露國民黨的罪行，鄧中夏寫了《江蘇省第二監獄政治犯全體泣告》的控訴書，發給民權保障大同盟、禦倭自救會、律師公會，各學校、團體、及宋慶齡、何香凝。

　　為了能更好地組織各個監獄革命同志的鬥爭，鄧中夏還寫了《上海法租界第二特別法院看守所全體犯人為反對壓迫要求改良待遇宣言》的文章。也作為傳單廣為散發。

　　「一·二八」一周年，中央派來了一個姓王的巡視員，指示他，要他發動一個區的群眾起來示威，組織幾個工廠起來罷工。之所以要互濟會出面領導示威和罷工，是因為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已經被破壞得擔負不了這項任務了。他反駁說「這個區裡的工人組織剛剛恢復，每個廠只有十幾個黨員，這是在暴露自己，不是示威，而是示弱！這是對於群眾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那個同志說：「行動是黨中央決定的，困難你們應想辦法去克服！」鄧中夏很激動地說：「我們反對過盲動主義，反對過『立三路線』，為什麼我們又要重複錯誤呢？」那個人反問道：「你懷疑黨今天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正確性嗎？你認為今天執行的是立三路線嗎？黨的決定你們只能研究執行，不應有所懷疑！」說罷氣衝衝地走了。鄧中夏同志對在場的同志們說：「明知是火炕，卻逼著人睜起眼睛往裡跳！假如真對革命有利，我們誰也不怕跳火炕的！」又說：「要說服一個沒有經驗而又妄自尊大的人，我感到很費力，甚至懷疑自己的能力太弱了。」

　　到了1933年初，為了更好地瞭解最下層的情況，防止各種錯誤的傾向發生，鄧中夏在互濟會內部成立了一個「工作巡視團」，由他親自領導，直接深入到最下層去工作，去瞭解群眾，去發動群眾。一次他到小沙渡去參加基層會議，他對工人們說：「無產階級要革命，除了團結便沒有力量，不流血便換不來勝利。參加革命的第一天便要下定這樣一個決心，才能堅持革命到勝利。」又說：「死並不困難，艱苦的是，要用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勝利。」他講完話，一個從前曾經見過鄧中夏的老工人說：「這樣的話，我們已經多年沒有聽到了，聽了老楊的話，使我想起了鄧中夏同志，」並說：「口音也很像，恐怕你們是老鄉吧？」他回答說：「是啊！不僅是老鄉，而且是像弟兄一樣的好朋友，有人說我們是同父共母的同胞兄弟呢！」老工人說：「只是鄧中夏同志，比你年輕，漂亮些！」

　　散會後在路上，同志們勸他「這回可要注意安全了！」鄧中夏同志說「我們應當善於隱蔽，但是不能因為安全而失去了同群眾的聯繫。要知道，我們不與群眾生活在一起，我們便脫離了群眾，我們便毫無作為了。那麼，敵人也用不著害怕我們了！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革命戰士的作用了。」

　　一段時間，互濟會的活動已經相當活躍了。

　　中央的錯誤的路線，埋藏著更大的危機。

　　1933年3月以來，敵人和叛徒十分猖狂，

　　3月，羅登先同志被捕；

　　為此，鄧中夏寫了《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摧殘反帝的群眾領袖羅登先等告全國民眾書》，還有寫了《抗議書》（上海工人要求立即釋放羅登先君）作為傳單廣為散發。

　　3月，黃平（後叛變）被捕；

　　鄧中夏寫了「五分鐘報告」的傳單《要求立刻釋放反帝抗日的國民領袖黃平》，廣泛散發。

　　4月初，中央又佈置了「五一節」舉行新的集會工作。

　　4月24日，黃勵同志被捕。

　　鄧中夏寫了《抗議書》上海工人、學生、勞動群眾，要求立即釋放黃勵、釋放在「五一勞動節」逮捕的六十余位戰士及啟封「國民禦倭自救會」的抗議書。作為傳單，廣泛散發，徵求簽名，擴大影響。動員廣大群眾起來用各種辦法進行營救。

　　4月2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何寶珍同志被捕了。及時發現後，鄧中夏立刻進行了轉移，新的互濟會的地址是麥琪路178號，光華理髮店樓上三層，前樓，（解放後改為迪化路178號，後來又改為烏魯木齊路178號）。住戶登記的化名是施毅然。

　　造成這種大量革命同志犧牲、被捕的原因，在於黨內始終頑固地執行王明路線，鄧中夏同志在自己的崗位上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曾經對一個戰友說：「我們這樣的人，做工作不能選擇，那裡幹得痛快，便往那裡去。重要的是，要看對於革命是否需要。最困難的、最危險的，什麼人都不喜歡的工作崗位，經得起考驗的同志，應當義不容辭地站上去。」

　　4月27日，通過律師史良女士看望妻子，給獄中的妻子帶去一封短信。（見本書《給妻子的信（一）》）

　　同日，獄中的妻子極速地回了他一封短信，由來探監的律師轉給鄧中夏。妻子已經被叛徒出賣，敵人已經知道他們的關係，千萬不要再來看她，以防……。

　　5月8日，中夏通過律師史良女士，給獄中的妻子寫了一封信。（注：見本書《給妻子的信（二）》）

　　5月1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鄧中夏被捕。當時化名施義。

　　那天晚上，他到環龍底駿德裡37號二樓亭子間，去找互濟會援救部部長林素琴研究工作，那裡埋伏的特務蹲點已經4天了。不幸和林素琴一起，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林素琴成了出賣中夏同志的無恥叛徒。

　　5月16日，敵人對鄧中夏進行第一次審訊。

　　既然是公開審問，在法庭上有律師和一些旁聽的聽眾，加上敵人對他還一無所知，鄧中夏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申訴，揭露敵人的殘酷。他解開自己的衣扣，晾出自己的傷口，讓大家看看捕房中的那些劊子手，是用什麼樣的非刑來對付我們中國人民的。他要求當場驗傷。他質問，為什麼沒有任何證據就抓人？為什麼對毫無罪行的人，施加種種的酷刑？這只能說明捕房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場所。他要求趕快把他轉送到看守所。逼得敵人不得不同意驗傷。

　　5月16日，鄧中夏被關押在巡捕房。也巧，隔壁牢房關著的是熊瑾玎同志，鄧中夏認識熊瑾玎同志，在悄悄交換情況後，鄧中夏請他轉告李小妹。儘快幫他尋找一個可以擺脫危機的社會關係。

　　5月17日，鄧中夏尋求援助的口信，由熊瑾玎同志的夫人，帶給了在獄中的李小妹。李小妹已經被關押了半年了。不能相助，火急火燎。

　　5月20日，上海公安局局長親自來函，要求准予移提林素琴歸案。

　　5月23日，敵人對鄧中夏進行第二次審訊。

　　這期間，他幾乎每天都被敵人吊打，那些外國狗特別兇殘。許多日的摧殘，加上蚊子臭蟲的叮咬，他病了。但是他仍然在法庭上申訴理由，揭發敵人的殘暴。可是林素琴的案情還相當嚴峻，在給鄧中夏判刑的當天，法院判定將林素琴移交中國公安當局，押送南京。事情也由此發生了突然的變化。

　　5月26日，鄧中夏買通了一個當差警察，由於他幫助給史良律師一個紙條，請史良當鄧中夏的辯護律師。

　　5月30日，敵人對鄧中夏進行第三次審訊。法官藉口「本案有關公安」禁止旁聽。

　　敵人仍然沒有拿到任何證據。鄧中夏要求取保出外就醫。黨組織也加強了營救，通過史良律師給他聘請了兩個有名的律師。經過律師的有力辯護，法庭判刑53天。並表示可以研究讓他交保出獄。或許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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