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蒲爾惹評傳|戴望舒

保爾·蒲爾惹評傳

　　保爾·蒲爾惹（Paul Bourget）於一八五二年九月二日生於法國索麥州（Somme）之阿綿縣（Amiens），為法蘭西現存大小說家之一。雖則跟隨著他的年齡，跟隨著時代，他的作品也已漸漸地老去了，褪色了，但他還憑著他的矍鑠的精神，老當益壯的態度，在最近幾年給我們看了他的新作。他的這些近作固然不值得我們來大書特書，但是他的過去的光榮，他在法蘭西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是怎樣也不能動搖的。

　　他的家世是和他的《弟子》的主人公洛貝·格勒魯的家世有點仿佛。他的父親于斯丹·蒲爾惹（Justin Bourget）是理學士，他的祖父是土木工程師，他的曾祖是農人。在母系方面，他的母親是和德國毗鄰的洛蘭州（Lorraine）人，血脈中顯然有著德國的血統。這些對於蒲爾惹有怎樣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弟子》第四章《一個現代青年的自白》第一節「我的遺傳」中看到詳細的解釋。

　　在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是在索麥的中學校裡做數學教員，以後接連地遷任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格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而在那裡做了理科大學的教授。蒲爾惹的教育，便是在格萊蒙開始的。《弟子》的《一個現代青年的自白》中所說的「他利用了山川的風景來對我解釋地球的變遷，他從那裡毫不費力地明白曉暢地說到拉伯拉思的關於星雲的假定說，於是我便在想像中清楚地看見了那從冒火焰的核心中跳出來，從那自轉著的灼熱的太陽中跳出來的行星的赤焰。那些美麗的夏夜的天空，在我這十歲的孩子眼中變成了一幅天文圖；他向我講解著，於是我便辨識了那科學知道其容積、地位和構成金屬的一切，可望而不可即的驚人的宇宙。他教我搜集在一本標本冊中的花，我在他指導之下用一個小鐵錘打碎的石子，我所飼養或釘起來的昆蟲，這些他都對我一一加以仔細解釋」等語，正就是蒲爾惹的「夫子自道」。此後，因為他的父親到巴黎去做聖芭爾勃中學（Collè-ge Sainte-Barbe）的校長的緣故，他便也轉到這個中學去讀書。這是一個和法國文藝界很有關係的中學，有許多作家都是出身于這個中學的。在這個中學，他開始對於文學感到興趣。就在這個時期，在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爆發了。這對於他以後的文學生活很有影響的，而以後的他的傑作《弟子》，便在這個時期醞釀著了。在《弟子》的序言《致一個青年》中，他便這樣地對青年說：

　　是的，他（指著者）想著，而且，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自從你開始讀書識字的時候起，自從我們這些行將四十歲的人，當時在那巴黎的炮火聲中塗抹著我們最初的詩和我們的第一頁散文的時候起，我們早就想到你們了。在那個時代，在我們同寢室的學生之間，是並不快樂的。我們之中的年長者剛出發去打仗，而我們這些不得不留在學校裡的人，在那些冷清清只剩了一半學生的課堂裡，覺得有一個復興國家的重大的責任，壓在我們身上。

　　在一八七二年，他得到了文學士學位，便入巴黎大學專攻希臘語言學。在這個時期，他決意地開始他的文學生活了。

　　正如差不多一切的文人一樣，他的文學生活是從詩歌開始的。他最初的作品便是在繆賽（Alfred de Musset），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以及當時（一八七五年頃）法國對於英國湖畔詩人的觀念等的影響之下的幾卷詩集：《海邊》（Au bord de la mer），《不安的生活》（la vie inquiète），《愛代爾》（del），《自白》（les Aveux）
。這些詩集，以詩歌的價值來說，是並不很高的，它們的更大的價值是在心理學上。在這些詩集裡，蒲爾惹竭力把他對於拜倫和巴爾倍·陀雷維裡（Barbey d Aurevilly）的景仰，和他的應用在近代生活上的細膩的分析的個人趣味聯合在一起。那頭兩部詩集的題名，《海邊》和《不安的生活》，就已很明白地表現出這個二重性，表現出他的在最矯飾的上流社會下面發現了一個深切的心理學的基礎的願望。因為在他的心頭統治著的是心智的力，知識的熱情，所以詩是和他不大相宜的。他是戴納（Taine）和富斯代爾·德·古朗什（Fustel de Coulanges）的弟子；可是在很早的時候起，一切的思想潮流都已湧進他的夢想者和好奇者的心靈裡了。在他看來，哲學與醫學是和政治與歷史一樣地有興趣，而在他的一生之中，對於人類的智識的最不同的傾向，他又懷著極大的關心。最和他的分析的稟性相合的藝術形式是小說，——他的第三部詩集《愛代爾》就差不多就是小說了——但是他並沒有立刻取這個形式。

　　在寫他的小說以前，蒲爾惹先發表了他的《現代心理論集》（一八八三）。這是當時批評界的一個極好的收穫。在這本書中，他對於法蘭西的諸重要作家，如波德萊爾，勒囊（Renan），弗洛貝爾（Flaubert），斯當達爾（Stendhal），戴納，小仲馬（Dumas fils），勒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龔果爾兄弟（Edmond etJules Concourt）等，都有新的估價和獨到的見解。這部書，以及以後的《批評與理論集》（二卷，一九一二）和《批評與理論集》（一九二二）表現著他的批評觀念的演進。從他的最初的論文起，他就對於當代青年的這些大師決定了他自己的態度，在研究著他們的時候，他用那在他心頭起著作用，互相抵觸著或符合著而決定了他的發展的曲線的三個主要的影響確定他自己的立腳點：代表著心靈的不安和神秘的傾向的波特萊爾，心理分析的先驅斯當達爾，以及實驗主義的大師戴納。但和他們不同之處，是他並不從這立腳點前進而後退了。他漸漸地退到傳統的，保守的，天主教的路上去。在他的《批評與理論集》的那篇《獻給茹爾·勒麥特爾》（Jules Lemaitre）的序上，他這樣地記著他的演進之跡：

　　這本書對於你會頗有興趣：這裡畫著一條和你所經過的思想的曲線很類似的思想的曲線。我們兩人都是在大革命的氛圍氣質之中長大起來的，可是我們兩人卻都達到了很會使我們的教授們驚詫的傳統的結論。

　　他終於找到了那最適宜於他的性格的藝術的形式了。他開始寫小說了。在他的最初的幾部小說，如《殘酷的謎》（Cruelle Enigme，一八八五），《一件戀愛的犯罪》（Un crime d amour，一八八六），《謊》（Men Songes，一八八七）等中，他只在找尋著他的個人表現。他在他的詩歌中和論文中所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的心理分析精神，便開始在小說中大大地發展出來了。在這些小說之中，心理學者和詩人的才能同時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小說出版的時候，很受到自然主義者的不滿的批評，因為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取諸上流社會的，而當時的自然主義者們卻幾乎不承認上流社會的存在。蒲爾惹是致力於描摹現實的各面的，他認為「上流社會」的研究亦是在小說家的努力的範圍中的。他之所以選了上流社會，卻也有一個理由，因為他覺得上流社會中的人物不大有物質的掛慮，職業的牽累，情感是格外奔放一點，分析起來是格外順手一點。他的許多長篇小說，如《昂德萊·高爾奈裡思》（André Cornelis，一八八七），《婦人的心》（Un coeur de femme，一八九○），《高斯莫保裡思》（Cosmopolis，一八九三），《一個悲劇的戀愛故事》（Une idylle tragique，一八九六），中篇小說如《複始》（Recommencements，一八九七），《感情的錯綜》（Complications Sentimentales，一八九八），《心的曲折》（Les détours du coeur，一九○八）等等，都是分析情感的作品。

　　可是在一八八九年，那部在文學界上同時在他自己的著作間劃時代的《弟子》（Le Disciple）出世了。這部小說出來以後，他也就決然地走出了他的摸索時期。它顯示出了蒲爾惹的更廣大的專注。從此以後，他不只是一個心理小說家，而是一個提出了著者的精神上的責任問題的道德家了。這種道德家的嚴重的口氣，我們是可以從那篇作為序文的《致一個青年》中看得出來的：

　　在〔我們這些做你的長兄的人們〕那些著作中所碰到的回答，是和你的精神生活有點利害關係，和你的靈魂有點利害關係的；——你的精神生活，正就是法蘭西的精神生活，你的靈魂，就是它的靈魂。二十年之後，你和你的弟兄們將把這個老舊的國家——我們的公共的母親——的命脈，抓在掌握之中。你們將成為這國家的本身。那時，在我們的著作中，你將采得點什麼，你們將采得點什麼？想到了這件事的時候，凡是正直的文士——不論他是如何地無足重輕——就沒有一個會不因為自己所負的責任之重大而戰戰兢兢著的……

　　在這部書出來的時候，是很引起過一番論爭的。的確，這部書是有著它的重大性。它統制著蒲爾惹的思想之分歧，結束了二十年以來在蒲爾惹心頭占著優勢的各種觀念。宣佈了那從此以後將取得優勢的觀念：這是蒲爾惹個人一方面的意義。而在社會一方面的意義是：它越了純粹藝術的圈子，提出了藝術家對於社會責任的問題，更廣泛一點地說，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從此以後，他把作品的社會價值看得比藝術價值更高了。從前，他可以說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小說家，而現在他卻是一位把小說作為工具，作為一種教訓的手段的作者了。

　　的確，他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並因此而引起了道德的，宗教的，社會的諸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他只用了天主教的和保守派的理論去回答。《弟子》是用了巴斯加爾的《基督之神秘》中的這句表面上是假設之辭，而實際上卻表現著一個宗教的信仰的話來結束的：「如果你沒有找到過我，你是不會來找我的！……」

　　我們可以看到，蒲爾惹只在宗教的回返中看到了出路。以後不久，在《高斯莫保裡思》（一八九三）中，蒲爾惹似乎又回復到他最初的那些上流社會的心理小說一次。但這只是一個外表，在他的心裡，他的主張仍舊一貫地進行著，一直引導他到《階段》的正理主義（Doctrinarisme）。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從《弟子》以後，蒲爾惹便繼續把他的天才為他的社會的信念服役了。但是他的成就是怎樣呢？正如一切的宣傳作品一樣，我們所感到的只是使人厭倦的說教而已。《階段》（L tape，一九○三），《亡命者》（L migré，一九○七），《正午的魔鬼》（Le Démon de midi，一九一四），《死之意義》（Le Sens de La mort，一九一五），《奈美西思》（Némésis，一九一八）等等，都是這一種傾向的作品。而其中尤以《階段》一書為這一種傾向的頂點。在《弟子》以後，比較可以一讀的只有《正午的魔鬼》而已。

　　從文學上來講，蒲爾惹的成就是很微小的。對於每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他雖然力求其逼真，使讀者覺得確有其人，然而他往往做得過分了，使人起一種沉滯和厭倦之感。這些果然是一切心理小說家所不免的缺陷，但蒲爾惹卻做得比別人更過分一點。他尤其喜歡在他的小說中發揮他對於社會、宗教、道德等的個人意見，使一部完整的作品成為不平衡的。這些，即他的一生傑作《弟子》中也不能免，至於《階段》那樣的作品，那是更不用說了。他的唯一的長處是在他天生的分析天才所賦予他的細膩周到。在這一點上，他是可以超過前人的。至於他的文章的沉重滯澀，近代的批評家們——如保爾·蘇代（Paul Souday）——都有定論，也毋庸我們來多說了。

　　下面的譯文，是根據了巴黎伯龍書店（Plon）本翻譯出來的。在譯方面，譯者雖然已盡了他的力量，但因原作滯澀煩瑣的緣故，所以譯文也不免留著原著的短處。譯者不能表達出作者的長處而只保留著作者的短處，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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