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通信|戴望舒

法國通信

　　（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諦運動）

　　自從希特拉掌握德國政權以來，德國便處於一個絕端的法西斯諦的恐怖之中；德國的智識階級，也逢到了它的厄運。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加特·考爾維茨（Kate Kollwitz）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被逐出國家學院了；作家如吉希（Kisch），路德維希·雷恩（Ludwich Renn），勃萊赫特（Brecht），和平主義者如萊卜曼·區爾比德（Lebman Kuerbild），封·奧西次基（Von Ossietzky）等等，都被投入牢獄了；藝術家如萊因哈特（Reinhardt）是逃亡了；連世界的大學者愛因斯坦，也免不掉家裡被查抄，存款被沒收。勞動者和猶太人的虐殺，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飯。在德國，人們已回復到野蠻時期了。我們能相信這是歌德，海納，華格納，貝多芬的家鄉嗎？

　　得到昂德列·紀德（André Gide）的參加，法國A. E. A. R.（革命文藝家協會）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會，而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雖然去年有說紀德曾加入過共產黨的這個謠言，其實，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華爾特的手記》（Cahiersd'Andre' Walter）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再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在晚間八點鐘，當我到大東方堂去的時候，不但演講堂中人已經擠滿，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滿了等機會擠進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 A.E.A.R.的秘書伐揚·古久列（Vaillant-Couturier），我才得排開了群眾，在會場上占到了一個席位。

　　在不斷的拍掌歡呼聲中，紀德站起來了。他在群眾中發言，這是第一次。現在我試將他用洪亮而稍稍有點顫動的聲音所說出來的話，迻譯在下面：

　　我很榮幸置身于諸君之間，而表示我對於我有許多朋友在其間的這作家和藝術家之群的同情，他們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關切。

　　我只是一個發言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主持者的資格的。我很願意在說了幾句話之後，離開了這個講壇，而混入聽眾之中去。

　　一個極大的共同的痛苦，那由德國最近的悲劇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們聚集在此地。這有些人崇拜的國家主義者的重握政權，由於恐怖，由於競爭和抬價拍賣的需要，有撞到一個可怕的衝突上去的危險。這個衝突，有些人卻期望著；或者他們不公然地期望著，但他們的行動卻弄得使這個衝突成為不可免的事。把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種的信念，這信念便是只有一種高於國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種不同的民族所共有著的，使這些民族聯合起來而不是使他們對立起來的利害。社會爭鬥在各地都是同樣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戰的民眾（他們是不完全瞭解那交戰的理由的，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他們當然不會贊同的）他們各自都有著他們已漸漸明白起來的那同樣的深切的利害關係。喪身在歐洲大戰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騙了。人們使他們堅信他們是「以戰爭對付戰爭」，而用了這個我們早就應該糾正的荒謬的口號，人們叫他們犧牲生命。如果他們能預見到現在歐洲所生的危境，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會去作這種英雄性的犧牲呢？如果他們能夠復活的話，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現在還會答應去做這種犧牲呢？不，同志們，我們知道「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唯一的態度，那便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在他自己的國家中向帝國主義宣戰；因為一切的帝國主義是必然地產生戰爭的。

　　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學生們底非常的動議所感動了。曼徹斯特的大學生的動議不久也應之而起。這些大學生之中，或許還有一大部分保持著這個幻夢：只要不參與其間，抵抗是可以消極性的。我承認，這也是我長久的幻夢。咳，這樣的一種抵抗，是有立刻被掃除了的危險的。但是，要採取另一種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要使這個抵抗有效——那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最大的聯合：一個在你們之間的密切的聯合和各國的全部勞動階級的聯合。

　　使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國民眾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們能夠希望並應該希望互通聲氣的一部分）受到了鉗制禁塞的這件很嚴重的事。雖則希特拉黨加以極大的壓制，他們是總不能被消滅掉的：但是人們卻削除了他們的聲音。人們削除了他們的發言權，甚至削除了他們的發言的可能：他們已沒有了申訴的權利，而他們的抗議也被遏住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社會的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主張說那些沒有說過話的人們（受壓迫的個人或民眾，種族或社會階級）是無話可說，實在是荒謬之談。他們曾經受過強力的壓制，被人弄得呆木了，以致連他們的聲訴也是格格不吐的了。那占著發言權的統治者們，主張保留著這個特權。他們把它保留了長久。而現在，當他們有被奪去了這種特權的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格外說得高，說得響了。人類的歷史是一切當初被羈囚的人們底遲緩而苦痛的向光明前進的歷史。雖則是暫時地遲緩了一點，但是這向解放的進行，總還是不可免的，而且任何帝國主義也都沒有阻止它的能力的。

　　我們現在對於德國的受壓迫的一部分有什麼辦法呢？那些比我更勝任的人們當然將對諸君把那辦法說明的，我很高興讓他們來說。

　　事情是在乎和德國的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事情第一在乎在我們之間聯合起來。我想一切將發言的人們都感到這一點吧；我希望他們格外關心於那使我們今天聚在一起的公共的國際的利害，而去開了一切可以引起內訌的動機。

　　紀德的發言結束了，但是他並沒有離開講壇而混到聽眾中去，他坐下來；現在，他喝著水，吸著煙，望著四周的群眾，微笑著，呼吸著窒熱的空氣，聽著其他的人發言了。

　　繼續著他發言的，是貝留思（Berlioz），《巴黎的郊外》（Faubourgs de Paris）的作者達比特（Eugêne Dabit），昂多納（A. P. Antoine），醫士達爾沙士（Dalsace），畫家奧上方（Ozenfant），《歐羅巴》月刊主編葛諾（Guehenno），茹爾丹（Francis Jourdain），勒加希（Bernard Lecache），超自然主義詩人愛呂阿（Eluard），《王道》（La voie royale）作者馬爾羅（Malraux），維拉（Willard），華龍教授（Wallon），他們都用熱烈的，透徹的話攻擊德國法西斯諦的殘暴，並指示出必然的出路。

　　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由一個隱名的德國作者向法國文藝界致謝之後，伐揚·古久列便把這天的集會下了一個結論，他說，「我們不是向德國民族宣戰，卻是向全部資本主義制度宣戰。」

　　由紀德宣讀了議決案（其實紀德只念了一半，因為嗓子不好，由伐揚繼續念完的），聽眾一致附議後，這場熱烈的集會才告了結束。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是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三月二十三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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