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初到密山_學達書庫

初到密山

　　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淩晨四點鐘，我到了密山。這是黑龍江省東南角上的一個小縣城，離興凱湖不遠，在未開發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戶人家和兩三個留人小店的一個邊境小屯。二十多年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為著軍事上的需要，也為著經濟侵略的需要，在這裡修建了大營房，組織開拓團，開發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當地人民的反對和抵制，他們沒有搞好久。東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軍在北大營舊址創辦了第一所航空學院。我的兒子蔣組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著從河北建屏領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幾個同學，千里跋涉，來到這個學校學了幾個月。這個地方真正興旺熱鬧起來卻是近幾年的事。

　　建國以後，王震同志出任中央農墾部長，大批鐵道兵部隊的官兵，每年綿綿不斷地湧入完達山脈，虎、饒地區，烏蘇里江沿岸及興凱湖畔，安營紮寨、屯墾戍邊，大批長期鏖戰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和鴨綠江邊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兒們，放下槍枝，拿起鋤頭，使這千里茫林荒原，迸發出青春的火光。在邊境線上，幾十個軍墾農場興建起來了。密山，便成了這些農場的指揮樞紐和後勤基地。城鎮雖小，卻充滿了新生的氣象。

　　東方升上來的太陽，照著我的身影。在密山，一個熟人也沒有，我還只是孤身只影。車站雖小，但同所有的小車站不一樣。上下旅客不擁擠，也不會有來接待我的人。但我看見這裡人同人都是笑容滿面，都是高興地走過來互相說幾句話，好像是老友重逢。開始，我不免有點擔心：「該不會有人認出我來吧？」但他們彼此之間也都是這樣，看來，誰都不認識我。

　　怎麼？是不是我臉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沒有人想追究我是誰，只要是到這裡來的，就都是農墾戰士，各個農場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們一視同仁，把我當成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因為到得太早，密山鐵道兵農墾局的大門還關著，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溜大街。大街上店鋪也沒開門，路上只有很少幾個行人。一間賣豆腐腦的小店門口擠了不少剛下火車的人。我們去買了兩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樹下吃了起來。幾隻早起的母雞在我身邊啄食。我們又走向山坡，望見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個農場的路。我想，我將走向哪裡？看來，這裡就是我今後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點了。幸好，我可以放心，這裡的人還是很和氣的。但是，一旦他們知道了我帶來的那份不光榮的介紹信，他們讀過報（怎能不讀報呢？），開過會（怎麼能不開反右的會呢？），那他們將如何看待我呢？離京前，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勸我下來改一個名字，想來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騙著人，騙取人家對我的信任、對我的好感，我心裡可能會更加不安。兩相比較，我想還是應該老實地對待群眾，老實地對待自己，即使十分難堪，也屬「罪」有應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復想來想去，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八點鐘時，我再去農墾局，王震同志還沒來，我們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來往的幹部，這裡的空氣似乎比外邊世界嚴酷多了。我總是一個人獨自坐在我的小房裡看書。為了躲避人們審查似的問話或眼光；我又總是到外邊散步，像幽靈似的在這個小鎮上、在鎮子的周圍徘徊著。

　　密山，我是喜歡你的。你容納了那末多豪情滿懷的墾荒者，他們把這塊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發源地，是向地球開戰的前沿司令部。當年威震湘鄂，後來又揚名南泥灣的礦工出身的王震將軍，就常駐節在這裡，指揮千軍萬馬，向大自然挑戰，勒令土地獻米納糧，把有名的北大荒變成富饒的北大倉。這樣一場與大自然鬥爭、與人們的好逸惡勞思想鬥爭的運動，怎能不激發我的戰鬥熱情，堅決勇敢也投入偉大的建設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嚴寒中的小草，隨時都可以被一陣風雪淹沒。我惱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堅強，我也不能衝破阻攔我與世隔絕的那堵高牆，我被劃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過去曾深深憎惡那些敵對階級的犯罪分子，現在，怎能避免別人不憎惡我呢？我曾以為只要我離開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裡邊，我的處境就可以一天天變得好起來，現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們對我不壞，我對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為人們還不知道我是誰，我在裝成一個好人，一個心裡無事的普通人的樣子，才能得到這份平等對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頭上的標簽，我還能這樣安靜無事嗎？我就像發寒熱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過了一天，兩天，……

　　二

　　我在極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準備著與王震同志的會面。記得遠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隨紅軍前方總政治部楊尚昆同志從保安到了定邊的紹溝沿，前方的指揮員都集到這裡，研究怎樣同胡宗南打最後的一仗。我在這裡見到肖克，見到陳賡，後來又有一個穿狐皮領子大衣的軍人走進窯洞，用湖南腔大聲嚷道：「啊！聽說來了一個女作家，在哪裡呀？」當時，我很慚愧，沒有說話。他似乎是在對我說：「歡迎！歡迎！我們這裡都是武將，沒有文人。我們非常需要作家，是嗎？」他又轉向別的同志，然後高聲笑著，走出去了。別人告訴我，他就是王震。以後大約我們還見過面，點過頭。一九四三年，中央黨校秧歌隊去南泥灣慰問三五九旅，我跟著去了，但是沒見到旅長王震同志。全國解放後，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散會時，我擠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著說道：「你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讀過了，寫得很好。」

　　我驚詫了，而且臉紅了。我沒有想到像他那樣的武將，政務繁忙，會有時間讀我的小說？而且還那末直率了當來了一個評價。我倉促間不知該怎麼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對他笑了一笑。這以後我們沒見面了。自然，像他這樣的紅軍將領，我很早就聽到過許多對於他的讚揚，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這個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現在，我要到他的治下來接受勞動改造，現在要去見他，我將以什麼態度，用什麼心情，來同我向來崇敬的人談話呢？自然，我現在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過他贊許的同志了，現在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是階下囚，我將怎樣開始我們的談話呢？我能否繼續把他當作一個最能使我敞開胸懷，掏出一顆受折磨的、虔誠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為自己申辯哪怕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幾個字嗎？難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個神聖的法官，將要在他面前又一次地認罪嗎？……我在農墾局的會客室裡等了一會兒，後來被領到樓上局長的辦公室。局長還沒來，有兩個像是秘書的人陪我坐著，彼此都不說話，我等著那最緊張，最重要的一刻。

　　我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夾雜著高聲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來，沒有低頭，望著前方，一群人走進了屋。我張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對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來了。我不知該說什麼，也不知該作什麼，默默地把眼睛望到遠處，是一副漠然的樣子。他剛剛在門外還笑來著，現在，他不笑了，靜靜地，可能是正看著我吧。他用一種什麼心情、什麼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個負責人的態度在對待我，他這時不會對我個人表示什麼感情。我想，他過去並不很瞭解我，但是一定會聽到過許多對於我的這樣那樣的誹謗，儘管他讀過我的一篇小說。在漫長的經歷中，他看見過的人，偉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無功無罪的都太多了。他經歷過無數次的戰鬥，在戰場上同敵人肉搏，他愛同志，他對人民對戰士都非常熱情，但他也處治過人，他是革命將軍。我也不是毫無閱歷的，也算是會觀察人的，不是一點不懂在什麼時候最好怎麼說、怎麼作。可惜我就是不願說違心的話，作違心的事。一個人起碼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聲不響，什麼也不說，等著他發話。

　　屋子裡靜極了，這時，沒有旁人說話的地步，大家都看著部長，等他說話。

　　王震同志自然沒有過去那樣對我的笑容了，但也不過分嚴肅。他只說：「思想問題嘛！我以為你下來幾年，埋頭工作，默默無聞，對你是有好處的。」這幾句話我永遠記得，而且的確對我很有好處。但這時，我只想：這些話也對，但並沒有說到要害，很難怪他呵！王震同志接著說：「我已經叫他們打電話給八五三農場，調陳明來，同你一道去湯原農場。那裡在鐵道線上，交通方便些，離佳木斯近，住處條件較好些，讓他們給你們一棟宿舍。」

　　我們仍然沒有說話，他便又說下去了：「你這個人我看還是很開朗、很不在乎的。過兩年摘了帽子，給你條件，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你願意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這裡的天下很大，我們在這裡搞共產主義啊！」

　　他不再說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躊躇了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說，想什麼都不說，可是我突然說了：「契訶夫只活得四十年，他還當醫生，身體也不好，看來他寫作的時間是有限的，最多是廿年。我今年五十四歲，再活廿年大約是可以的，現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卅歲，以前什麼都不算……」說著說著，我發現自己在這時還說這些大話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約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扯起契訶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們之間還是隔有一座高山，這一點也不怪他，他是個好同志，在這種時候，對我們這種人，肯伸出手來，即便是共產黨員也是很少的，是極難得的。他真是一個有魄力、有勇氣的同志，我感謝他，將永遠感謝他。可是，真正的瞭解，則談何容易啊！後來，他每年到墾區視察工作，還對我講過許多話，給過我許多幫助，這都將在以後再說。

　　他給了我一封寫給佳木斯合江農墾局局長張林池同志的信，最後說了一句：「安心等陳明，他一兩天就要到了。」我告辭走了出來，孤單單的獨自一人站在街頭，無處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著伸向遠方的公路。陳明！陳明啊！你將從哪條路走來咧？

　　三

　　第三天，吃過中飯，我正躺在床上看書，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來一個人。我認識他，但又覺得不是他了。這是怎麼的？我一下跳下床，陳明猛的撲過來，把我擋住了。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們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我們分開才三個多月，他又黑、又瘦，顯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憐惜地說：「只要在一起，什麼都好，是嗎？」於是我們並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講他是何時得到通知的，他是怎麼來的，他捨不得離開八五三農場，捨不得那一同挖井築房、平地起家、共過艱苦的戰友。我摸著他的手，又粗又硬，簡直不像他的手，這是他嗎？就是他。還是幾個月前我們分手時那樣的知心，那樣的體貼，我只能從他舊有的輪廓來印證他外形的變化。陳明發現了我的詫異，深沉的說：「我現在是一個農工，一個農業工人。常在風裡雨裡，太陽曬，怎麼會沒有變化呢？

　　不過，我的心是不會變的。共產黨員，能上能下，什麼事不能幹？在多福巷的時候，我們就說過，今後要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存在，改變自己和社會的聯繫，改變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記簿上填寫成分時，我寫的是農工，我感到自豪。我現在拿我的雙手為社會主義服務，還用我的雙手照顧你，我只希望你快樂些。你應該快樂地活下去，而且寫文章。我們不背包袱，白手起家，從零作起，從負數作起，我們要在這裡共同走出一條路來。」

　　陳明和我總不是完全一樣的，他有些想法比較簡單；而且從好處想得多。他也曾痛苦過，我永遠記得，他在被開除黨籍那天流的眼淚，一個從來不流淚的人，忽然流淚了，而且，眼淚水是那樣止不住的湧出來，我無法安慰他，只能陪著他哭，我懂得他，為他的那顆心而哭。但他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個黨員那樣堅強的生活。他總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來安慰我，支持我，鼓勵我。我有時會覺得他太簡單了，他可能還不全懂得我；但他卻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麼會不懂得我？正因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這樣的。他把一切憂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個人身上，而把樂觀卻捧給我，讓我能過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確因為他，因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響顯得更堅強些。假如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或者消極悲觀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將是一潭死水，毫無生氣，終會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體貼他，而也振奮起來呢？

　　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寫著通知，黨員同志都開會去了。我裝著好像不知道這回事，陳明也不說話，我們表面上都很平靜，可是我們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裡。我們淒然地在大街上，在村邊，在沒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著過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協山頭上開「七一」紀念會，李又然、吳伯蕭，因申請入黨未得批准，他們痛苦的離開大家，獨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現在我們卻是被無辜地開除黨籍，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離開了戰友、同志，無親無故，兩個人形影相對，在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個下午，我們在密山尋找可走的地方。我們去火車站，買了車票，我們是從這裡來的，明天將從這裡出發。

　　車站像一座農具倉庫，路邊排滿了農業機械，許多人在這裡觀看、撫摸。我們又走上山坡，陳明指點我，哪些路通往哪個農場，他是從哪條路來的。我們走向附近的停車場，上百部十輪卡車，停放在這裡，是從各個農場來這裡運輸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天黑了，我們不願回招待所，便去小飯館吃飯，在這裡聽到從農場來的人的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們對生活的嚮往和熱愛，可以排愁解憂。陳明很像一個農墾戰士，人們都樂意問他點什麼，他無所顧忌地講故事給他們聽，有時又加點幽默。人家歡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覺得輕鬆了許多。密山！我是喜歡你的，可是我們得離開你了，我們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們兩個人便乘火車去佳木斯了。

　　原載一九八二年《北大荒》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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