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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劉半農先生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

  自從科學家習慣于機械的實驗、數字的統計,雖有時亦為大膽的假設,而精神終是收斂的。文學家習慣于高尚的理想、俶詭的寓言,雖有時亦為嚴格的寫實,而精神終是放任的。兩種長技,不易並存。培根以科學者,而能為莎士比亞編劇本;哥德以文學者,而於植物學有所發現;張弛自由,至為難得,我們的劉半農先生,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人物。

  我初識先生,在民國六年。那時候,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話詩文,敘述地攤上所搜集的唱本,我們完全認為文學家。後來先生留學法國,我每到巴黎,必去訪他。那時候,他專做語音學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家了。回國以後,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作實驗語音及樂律的工作,改良儀器,不止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時有論文;在西北科學考察團整理二萬余木簡之文字;近日為測寫古代編鐘音律而赴河南、上海等處;為考察平綏沿線方言而赴張家口、百靈廟等處,這都是毗於科學的工作。然先生並不放棄文學,例如所編日報副刊及投寄《論語》、《人間世》的詩文等,都是富有風趣的作品。

  以先生張弛自由的心情,互相調劑,宜可卻病延年,在學術上多有所貢獻;不幸以四十四歲之盛年,一病不起,學術界的損失,我們還能計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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