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糧食突擊運動總結|陳潭秋

收集糧食突擊運動總結

　　收集糧食突擊運動總結(1)

　　（一九三四年二月三十一日）

　　收集糧食突擊運動，在黨中央及二次全蘇大會正確決定之下，由於大多數幹部的積極努力和堅定地執行了中央決定與指示，由於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一個半月奮鬥的結果，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大多數縣份一般地已經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穀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現款約占百分之四十弱，相當解決了糧食問題的困難，相當保證了紅軍及後方機關的給養。

　　瑞金在二月底即已完成，並超過一萬元公債，收集糧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寧化、洛口、長勝、西江、石城都在三月初完成。收集糧食的數量，寧化、洛口、石城在百分之八十，長勝、西江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且寧化、長勝推銷公債都超過了原定數額。這些縣份能夠完成與超過而且收集穀子最多的原因，是他們能夠堅定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與指示。特別在甯化，首先光榮完成的是下巫、坊橫鎖兩個邊區，他們粉碎了「邊區冒辦法沒穀子」的機會主義胡說，嚴厲鎮壓了反革命的破壞，打擊了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尤其他們能夠在收集糧食突擊運動中聯繫分田查田鬥爭，與整理赤少隊的工作，動員赤少隊消滅了部分童子軍，大大提高了群眾的積極性，爭先恐後地買公債交穀子。甯化城市工人自動到四十裡外的中沙買穀子交公債，長勝、興國、贛縣的群眾和積極幹部將早先交納的公債現款收回，改交穀子，這些都表現了幹部的積極領導作用，與廣大群眾擁護革命戰爭、擁護蘇維埃紅軍的熱忱。

　　然而糧食突擊的任務，至今還沒有全部完成，收集穀子的數量也未能達到預定的計劃，特別是革命戰爭的主要戰線的後方（如廣昌、赤水），以及容易受敵人侵擾的邊縣（如于都、萬太、贛縣、門岑）表現了不可容許的落後（這幾縣未收集的公債都在五萬元以上，于都土地稅尚差一萬數千擔未收齊）。我們根究糧食突擊運動不能如期全部完成的原因，主要在於我們領導上和執行上存在許多弱點和錯誤：

　　一、機械地採用了十二月與一月擴大紅軍的突擊方式，將最大多數的幹部編入突擊隊中（這種方式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能適用）。結果大大削弱了以至停頓了各工作部門自身的工作，以致沒有能夠取得各個組織系統動員的配合，甚至糧食突擊的領導機關——各級糧食部，不但沒有在糧食突擊運動中健全起來，相反地省縣區各級糧食部長，都只把自己編入突擊隊，充當隊長隊員，糧食部就沒有了工作。將糧食部的領導作用完全取消，使糧食突擊運動失去了中心領導，中央糧食部對於這一錯誤應負主要責任。在開始的時候中央糧食部即採取了這種「行動委員會」的方式來領導突擊運動，並且還認為同時不應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突擊，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來進行糧食突擊，直到三月初才改正過來，才開始注意各級糧食部的組織與工作。然而因為這種錯誤的影響，至今各級糧食部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健全，這是糧食突擊運動不能全部完成的主要原因。

　　二、為了保障前方部隊的給養，主要戰線的後方與各邊區應當是收集糧食最重要的區域，然而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注意非常不夠，而且太遲。在突擊運動的初期，在整個工作佈置上，沒有著重于澎湃、廣昌、赤水等縣的突擊（到三月初才加重注意），對於都、贛縣、萬太的領導也比較薄弱，致使這些縣份的收集工作陷於嚴重的狀態，至今還有大的數量沒有完成，相當影響了前方部隊的給養。

　　三、突擊的工作方式是直接到群眾中進行突擊，或者沿門勸銷，不是經過當地組織，經過黨團、工會及地方政府，有計劃地動員，幫助和推動當地組織來進行突擊運動，而是超過當地各種組織或代替了當地組織，突擊隊沒有能夠團結當地幹部，相反地許多地方脫離了當地幹部，甚至有些突擊隊或特派員（如土地部在於都的工作團及劉秉奎、劉明鏡在勝利）形成與地方幹部對立的現象，這樣當然不能夠吸引和推動當地大批幹部來積極參加突擊工作。地方幹部是當地群眾的領袖，他們與當地群眾有最密切的聯繫，他們在群眾中有極大的領導作用，任何想脫離當地幹部來直接進行突擊的企圖，都必然遭到失敗，這是歷次突擊運動中最可寶貴的教訓。

　　四、在糧食突擊運動中，機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主要在穀價與收集穀子問題上面。「一切認為群眾無穀子不能交穀，認為市面穀子漲價，群眾不願交穀子的機會主義，必須給以無情的打擊」，突擊運動開始的時候在勝利、在於都、在長汀、寧化都發生過對於穀價的動搖，「群眾沒有穀子不能交穀」的說法在許多地方發生過，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雖然一般地迅速克服下去了，但個別地方、個別幹部還不能迅速轉變，不能堅定執行中央的正確指示，甚至我們派出的特派員同志，自己也發生這種動搖。如鄧子恢同志在興國、楊殷主張以分田多少做標準，來規定收穀的成數，並同意興國用佈告來限制穀價的辦法（於都、赤水也發生同樣事實）。劉明鏡同志領導勝利各區財政部長會議，改定穀價為六元半，劉秉奎同志在勝利欺騙幹部簽名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公債，然後再來打擊這些幹部，認為「區鄉兩級負責人及突擊隊長和隊員都有濃厚的機會主義觀點」，同時以懲辦主義來代替反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如寧化在突擊運動中，撤銷工作的七十余人，鄧子恢同志在楊殷以執行紀律來代替思想鬥爭），也是這次突擊運動中反機會主義鬥爭中一種嚴重錯誤，中央糧食部對下級的指示，也有責備多於說服的偏向，這樣對於下級幹部積極性的發揚，是有極大阻礙的。

　　五、反革命的破壞在各種不同的事件中，是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在糧食突擊運動中他們主要的破壞手段，是提高谷價壟斷居奇，使我們增加收集糧食的困難，所以在糧食突擊運動一開始，各地穀價即很快地高漲起來，這明顯地表現了反革命的破壞作用。我們沒有抓緊這一具體事件，開展殘酷的階級鬥爭，嚴厲地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恰恰相反，我們在有些地方用了限制穀價的辦法來抑平市價，或者企圖以國家的糧食平價出售來壓低市價（都是鄧子恢同志的妙想）。然而興國限制穀價的結果，沒有一粒穀子上市，城市工人與貧民發生糧食的恐慌；國家糧食平價出售的結果，只是減少了國家的糧食，增加紅軍給養的困難。這些離奇的辦法實際是幫助了富農奸商，便利了富農奸商的操縱，更增加我們收集糧食的困難。同時反貪污鬥爭在各地沒有大的開展，多半是採取賠償或押追的辦法，沒有開展群眾鬥爭。

　　糧食問題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在最後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決戰中，仍舊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來全部完成收集的任務，使紅軍給養得到完全的保障，因此我們今後的努力應當是：

　　一、繼續完成落後地方的收集運動，特別是邊區與主要戰區後方的地區，要最緊張地收集起來，並要保證全部收穀子，各省糧食部必須派出得力的突擊隊到這些縣區去工作。

　　二、為了儲存糧食與需要糧食的地區得到好的調劑，運輸問題，成為我們目前最緊迫的任務。必須加強各地運輸委員會的領導，聯繫強大赤少隊的突擊，動員赤少隊有組織地運輸糧食，同時苦力運輸工會要用最大的努力動員木船工人切實進行義務勞動，尤其是為了保障邊區糧食不受敵人襲取的危險，更要隨時收集隨時運輸到中心區域儲存。

　　三、土地稅和公債徵收已完成的地方，要進行嚴密的檢查工作，收清尾數與迅速交倉庫轉帳。未完成的地方也要在收集中隨時注意檢查，檢查工作必須與反貪污鬥爭密切地聯繫起來。

　　四、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級糧食部，負責領導繼續收集、運輸和檢查的工作，計劃糧食分配、調劑問題。

　　五、整理糧食調劑局的工作，擴大和整理糧食合作社，進行收買雜糧與有計劃地調劑群眾糧食。這一工作，首先必須抓緊糧食比較缺乏的地方，如兆征、汀東、上杭、博生等縣。

　　六、繼續開展節省糧食的運動，要使這一運動開展到下層以及群眾中去，並號召群眾多種雜糧、蔬菜以補充糧食的不足。

　　【注】

　　(1)這是陳潭秋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三十一日的《紅色中華》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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