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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歡迎會上的演講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此次回湘所見所聞,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現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會革命基礎,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兄弟對於各位革命領袖,非常表示敬禮。現在革命發展,第一當注重的是農運問題;農運是整個革命根本問題。就歷史言,中國歷代政變,無不是由農民問題發生,如秦,如元,如明之滅亡,均是農民問題之影響。前清如太平天國,如義和團,均是農民運動之表現。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現在農民問題,較秦以來尤為重要。國民革命如不將此根本問題解決,證之歷史,可斷定不能成功。貴黨中央執委會及湖南省政府省黨部對於農民問題已經制定出許多政策,不過實行起來,在貴黨及整個革命運動中將起分化,因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地主,懼怕農運,心存破壞,此時若恐分化,即停止農運進行,與右派妥協。相信左派的革命領袖決不犧牲農民利益,而與右派妥協;因妥協即無異宣佈全部政治的死刑。第二當注重者,革命的社會基礎;全民革命是一種理論,革命必於全社會中找到一個基礎,對於各方,自不能面面俱到。現在革命的社會基礎有兩方面:(一)農民,(二)資產者,國民黨保護資產者抑保護農民,這個路的分歧,關係革命的成敗。孫總理、廖仲愷、汪精衛各領袖均注重農運;右派分子如蔣介石輩注重資產階級。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時有爭鬥,革命愈進展,鬥爭愈劇烈。貴党左派領袖,應當注意這革命基礎。惟有占全國人民百分八十以上的農民是革命的中心軍隊。第三當注意同盟軍;革命基礎改建築在農民上面,究以何種力量為同盟軍隊,此亦有二:一為資產階級,一為工人階級。右派代表資產階級,左派應選擇工人階級;因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軍,資產階級是壓迫工農的,不能領導革命。第四注重者為革命武裝問題;現在受國民政府指揮之軍隊在四十軍以上,目下軍事雖然勝利,但軍隊非完全的武裝基礎,因軍事領袖隨時有向後轉之可能,彼可攜帶武裝加入,也可攜帶武裝遁逃,辛亥往事,可為殷鑒。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武漢政治會議與湖南省政府省黨部已籌備農民武裝,希望中央委員會與湖南省黨部在總理主張下充分使農民得到武裝,革命基礎方不致動搖。第五應注重的是革命中的經濟問題;革命不僅使政治變化,且要使經濟變化;不僅俄國社會革命須使經濟變化,即民主政治亦須注重此問題。法國革命,除改革政治後,亦推翻大地主與沒收反革命財產,民主革命方能成功。現在革命不僅在打倒軍閥與土豪劣紳,起政治上之變化,經濟方面,如第一點所說之農民問題,即土地問題,亦即吃飯問題,生活不能解決,革命斷難成功。解決經濟問題,即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二十世紀為世界革命時期,即蘇俄社會革命時期。我們的民生主義,當然不能采私人資本方法,這無須多說。又財政問題亦為革命根本問題之一,現在財政成為最普遍、最困難問題,財政問題不是僅言整理可以解決。廣東財政整理後每月收入增至一千余萬,不過開源節流潔除積弊之技術問題。財政為革命基礎,法國革命,國家沒收僧侶及外人財產並收殷戶捐與發公債,因此法國革命全國農民均踴躍參加,因財有來源,非取於苛捐雜稅之故。此次中央會議及湖南新政綱雖有決定,尚屬萌芽,希望全國領袖對於財政政策具體規定,不僅消極的清源節流,並須籌備大宗的收入,又不加重一般人民的負擔,以為革命基礎。又理論問題,亦當注重。左派分子認為中國革命或湖南已經成功,其實尚在開始時期,左派分子要達到三民主義,發展工農運動,右派即謂為破壞革命,不知農民要求減租,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是無辦法中之辦法。右派理論謂國民革命不是社會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工農運動是共產黨做的,非三民主義之所應做的。如此立論,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分而為二,以為要三民主義成功,即須打倒共產主義;打倒共產主義,即須破壞農工運動;不知要國民革命成功,須扶助農工,基礎方能鞏固。要扶助農工,即須與共產黨合作。且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其結果即是共產主義。如須包括資本主義,應為四民主義。如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則須除去民生主義,應為二民主義。希望各同志擁護總理遺下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以糾正右派理論。觀于總理與列寧可以合作,可以斷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現在即將來亦可合作。

  (載《湖南民報》1927年4月2日 署名: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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