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自由派反革命運動的解剖|蔡和森

馮自由派反革命運動的解剖

　　——國民黨淘汰反革命分子之必要（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自中山北上及其逝世後，馮自由派在北京所做之種種反革命罪惡行為，本報北京通信記者曾屢舉以告國人。最近上海《民國日報》廣州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嚴整黨律，監察委員會亦已議複，決除馮自由、馬素、江偉藩等黨籍。本月十三日上海市全體黨員追悼大會時，黨眾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此舉，全場熱烈的表示滿意；有一人欲起而為馬素辯護，馬素二字還未說完即被眾毆走。可見馮自由派罪惡貫盈早已不容於眾，中央執行委員會此舉可謂大快人心。顧馮自由派之反動並非始於今日，當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時，彼輩即起而反對，一直鬧到如今，反革命的毒氣隨著革命潮流之高漲而散佈全國。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決不是一部分「老黨員」知識落伍的問題，乃是民族運動中階級爭鬥的問題。這個問題關係民族運動的生死。現在我們不妨把馮自由派一年以來反革命運動的真相，從半資產階級和半封建社會的外翳中解剖出來。

　　（一）反革命勢力的淵源

　　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掠之下，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制度的過渡期中發生出來的。自外國資本在廣東設立洋行商館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即以商館洋行的經紀做媒介，漸漸發展於封建社會的基礎之上。這種資本主義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私生子，所以他的形態極不完全。質言之，國際資本主義不任中國發生自己的工業資本，不過由經紀買辦們私生一種高利借貸和商業的資本罷了。由此，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還未發生革命運動之前，即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買辦階級。

　　別一方面，封建社會的上層階級與封建社會的下層階級，他們之間的利害是互相衝突的。農民群眾不堪外國帝國主義的掠奪，自然而然激成過排外的大暴動（如義和團之役）；而貴族、官僚、軍閥和大地主卻早已與民眾分離而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既在中國產生一個反革命的私生子（買辦階級），又在中國抓住了封建的上層階級（貴族、軍閥、大地主）做工具，所以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異常迂回異常困難。

　　（二）中山主義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發源于海外的留學生與華僑之中，這是人人知道的。這種海外的革命運動，他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呢？當然還是離不了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對象。所謂留學生大半是大地主和貴族子弟，所謂僑商與內地的買辦階級也脫離不了關係。他們何以要革命呢？只是因為他們比較在內地的人們多嘗了一點大開胃口的資本主義和有利於富有階級的「民主政治」之味道：他們羡慕外國資產階級之富強，他們眼紅外國資本家大地主之大規模的榨取勞動群眾的利益；他們習見外國資本民主政治之新式統治方法比較舊的更有效力，更有利於特權階級，所以他們也踴躍的起來贊助中山，附和革命。他們參加革命的傾向，開始便不知不覺的投合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企圖奪取國家政權做他們自己階級的武器，抬高他們的特權，擴張他們的國民經濟基礎。

　　以上兩種分子，形成國民黨改組前支配中國革命運動方針的上層勢力。

　　但中山主義並不完全建立在以上兩種勢力上面，因為他承繼鄭成功洪秀全等的遺傳，洞悉下流社會勞動群眾的革命勢力，所以他最初便自覺的把他的革命運動憑立在洪門會匪之上。所謂洪門會匪便是被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壓潰的勞苦群眾。這些勞苦群眾為什麼贊助中山參加革命呢？他們參加革命的傾向，亦自始即不知不覺為這樣一種願望所驅使：想得借革命以推翻壓迫他們的上層勢力，把他們從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階級的掠奪中解放出來，而改變一切舊社會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由此，中山於民族民權之外，又形成了他的民生主義，以為引導勞苦群眾參加革命的理想，——這種理想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所以中山的三民主義完全是中國落後的社會關係之反映。

　　但中山的三民主義在他的黨員中自來即不行運。中山常說從他革命的黨員自來只知採取他民族主義中推翻滿清之一點，至於民權民生完全置之腦後。這是什麼原因呢？沒有別的，乃是他們自覺或不自覺的階級本能之表現。因為他們懷抱的目的多半不是什麼民權，但是自己階級的特權；更不是什麼民生，但是自己要獲得與歐美「先進」的企業家同樣的經濟地位。所以中山的黨徒自始至終只有最少數人相信他的三民主義，而是為著自己的一民主義去革命。

　　（三）老黨員之叛逆與改組

　　辛亥革命後，政權仍操于滿清遺孽之手。於是這些從中山革命的先生們和僑商們一天一天的失望，一天一天的不願繼續革命，並且一天一天的叛逆而趨於反革命（當然不是全體，但是大多數）。為甚麼這樣子呢？因為他們覺得由革命的方法已不能達到他們自己升官發財的一民主義，所以只有趨於叛逆與反革命之一途。袁世凱當權即有投降者，至段曹當權而投降者更一年一年的遞增，和平的叛逆日趨日盛，不久遂釀成功陳炯明武裝的叛逆。

　　陳炯明的叛逆，是國民黨「老黨員」反革命之最明顯的模型。他的叛逆決不是因為個人間不和的問題（如外傳與胡展堂不和等），實含有重大的社會階級的意義，因為他的反革命的經濟來源和社會基礎完全建立在一部分從前贊助中山革命的南洋華僑資產階級與廣東買辦階級大地主上面。

　　這位偉大的天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他在陳炯明叛變之後，一天一天的深悟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私生子——買辦階級、僑商、大地主及其代表人物之所謂「老黨員」再也不能革命並且再也不願革命了；他公然宣言華僑以前是革命的，現在是反革命的；他深悟只有把這個被那些先生們叛逆而且行將弄死的革命運動變成為工農群眾的運動，並與蘇俄領導的世界革命攜手並進，中國革命前途才有希望。於是毅然決定改組中國國民黨。一面將他抽象的三民主義弄實在起來，——變成為民眾要求的具體政綱，以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參加革命；一面結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與其領袖蘇俄締成反帝國主義的同盟。至此，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有偉大的意義。他的畢生事業亦至此才大放光明，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歡呼，與中國千百萬工農群眾及一切進步分子的熱誠擁戴。

　　（四）改組後反革命的內容

　　國民黨改組，工農階級隨著他的先鋒共產主義者參加國民革命，於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突起變化。具體化的新政策新方針顯然向反抗帝國主義和不利於其附屬物——買辦階級、大地主之方向進行，升官發財的狗洞亦不免為新政綱所堵塞。新政綱甚至規定：只有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才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這樣一來，便激起欲效忠於帝國主義而保持其買辦階級大地主的特權之馮自由派的反革命運動。

　　我們只看馮自由派的大本營設在香港——買辦階級的中心（香港《大光報》為其機關報）便可理解他們行為的性質了。其實一年以來馮自由派反革命的行為並沒什麼奇怪。他們現在反革命的欲求和他們從前附和革命的欲求，原來是一個東西：他們始終是要投合於資本帝國主義，升官發財，以擴大自己階級的特權；革命不革命，不過是達到這種目的之手段。新政綱不僅違反他們這種目的，而且根本打破他們這種目的，他們如何不反革命呢？

　　他們反革命的內容：第一反共產反蘇俄；第二開除共產派；第三反對罷工，破壞工人階級的組織；第四各派老民黨大團結。第一個口號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詔示他們的幻術，想以此鼓動無知識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恐怖，起來打破西方共產革命與東方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減少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危機。第二個口號一面是反對中國工農階級最自覺的先鋒（因為勞苦群眾前此雖然也參加了革命運動，但無知無識，一聽富有階級分子利用踐蹈，現在他們有極自覺的先鋒領導他們一面為民族革命的共同利益奮鬥，同時又為其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而奮鬥，然則那欲保持富有階級特權的馮自由派如何不要求開除共產派？），一面是要國民黨撕破實現群眾要求的具體化的新政綱，退回於從前抽象空洞的地位，以便利他們效忠於帝國主義。第三是他們一面要破壞國民革命的新主力軍，一面要破壞工人階級本身的勢力，使其對於中外掠奪者不能發生抵抗。第四更是他們要根本毀滅革命，把國民黨這塊招牌完全交給帝國主義的工具陳炯明、唐繼堯、唐紹儀、陳廉伯等去做賣國罔民的勾當。

　　（五）階級爭鬥與肅清內部之必要

　　國民黨自始即是多階級的黨，所以自始即包含階級利益的衝突。階級的分化，隨著革命潮流而促進；所以革命的潮流愈高，階級爭鬥亦愈甚。民族運動中階級爭鬥是必不可免的，所以黨內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亦必不可免。從另一方面說，革命派對於這種爭鬥若是不讓步，不妥協，則這種爭鬥不僅不為革命之害，反而是革命進行的推動力。

　　若謂多階級的党應容納反革命派同時並存，這將是一種極不幸的歷史的誤會。國民黨縱然自始即是多階級的黨，但從今以後決不應容納帝國主義的走狗，反革命的買辦階級和大地主的代理人依然留在黨內拆壞革命的牆腳。我們應高聲說：凡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買辦階級封建階級的分子沒有留在國民黨的權利。

　　國民黨改組後，國民革命運動已進到了相當的高度，同時馮自由派的反革命也進到了相當的高度。中山在日，所謂猛虎在山，當然還鎮壓得下來。現在沒有中山了，若還容納反革命派於黨內，則中山畢生奮鬥之事業與其晚年振作之偉績，勢非盡毀於彼輩之手不止。所以為忠實承繼中山主義、鞏固黨的統一及完成國民革命計，只有肅清內部淘汰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惟一的前提和擔保。

　　沒有中山了，我們十二分的希望國民黨統一，但必須是不違背中山主義的統一。怎樣才是不違背中山主義的統一？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是不違背中山主義的統一！

　　（載《嚮導》第11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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