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與國民革命|蔡和森

義和團與國民革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中國農民群眾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起事，第一是鴉片戰爭中廣東的平英團及各鄉團，第二是一九〇〇年蔓延北方各省的義和團。二者都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的與間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運動，而後者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比較的更為嚴重更為悲壯。

　　然而義和團運動不僅被他的敵人外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者普通宣傳為中國野蠻的排外舉動，就是他的連帶責任的同胞——甚至於革命黨也公然這樣的指斥他。他們不是向外國帝國主義者聲明這是少數無知愚民的罪惡，便要把自己的革命說為比較滿清或軍閥更進一層的尊重對外條約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文明行為！

　　自從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不是單純對付某一朝代某一軍閥的內政問題，但是對付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野蠻酷烈的侵略問題，而某一朝代某一軍閥不過為這問題中之一部分。在這一點上，義和團運動是最足以代表中國革命之客觀的需要與性質的；也只有由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義和團的精神與價值。

　　這時候，農人群眾迫切的需要是反抗洋人。因為帝國主義武裝送來的外國商品、鴉片煙、傳教師，不僅使農人手工業者不停的破產與失業，而且使他們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氣，洋教的勢力橫行鄉里，莫可誰何。這時候，自方鎮總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鴻章袁世凱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漸漸成為孝順洋人的機械；獨在朝之頑固的王公大臣富有排外思想。於是這些王公大臣遂成為一時的歷史的工具，起來利用並領導這種「扶清滅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因此，反動派與開明派之間成為這樣一種可恥的對照：前者頑強不屈的去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後者奴顏婢膝宣告不顧北京形勢如何，對於外人條約權利保護不怠（這是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聯合通知上海領事團的話）去討好外國帝國主義。袁世凱（山東巡撫）在這時候更以「保護外人剿討逃匪」樹立他以後在外國帝國主義者中的被雇人地位。

　　義和團排外的精神，是中國國民革命精神頭一次充分的表現，可是這種本能的幼稚的國民革命運動並不是沒有缺點。他的缺點是在方法上面；然而這種缺點是歷史限定他的，並且是必然的。在尚未發明鐵器的美洲土人和非洲土人，他們或在半開化時代或還停滯於野蠻時代；當歐洲「文明」人攜帶近代的新式武器與技術來侵略他們的時候，他們怎樣去抵抗呢？自然，不僅只能運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當大炮與機關槍，而且只能運用半開化的或野蠻時代神秘的宗教勢力去團結他們並鼓舞他們的勇氣；除了這些已有的物質與精神的武器之外，他們一時是無可如何的。義和團亦然，按照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條件，當然只能容許農人拿著刀、槍、矛、鋤、張真人、呂洞賓、神兵、天將……去與大炮機關槍以及帝國主義者一切近代的知識技術去決勝負。

　　沒有近代的知識與方法，這是義和團的致命傷。所以義和團的失敗，乃是經濟落後的中國民族之歷史的必然的結果。然而這種歷史的失敗包含著神聖的意義；換過說，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戰爭乃是神聖的戰爭；這種戰爭雖敗猶榮。是故義和團雖因沒有近代知識與方法而失敗，但決不因沒有近代知識與方法而減其運動之歷史的神聖的價值。

　　義和團失敗後十一年，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以辛亥革命與義和團運動比較，形式與精神都大不相同：辛亥革命一面完全採取了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形式；別面完全抹煞了庚子起義的排外精神。不僅完全抹煞排外的精神，而且於此精神的反面再三向國際帝國主義宣言革命政府將怎樣加倍的尊重「友邦」條約及個人權利，怎樣革除（滿清時代）通商與實業之障礙以待外資之開發，怎樣期望躋于所謂文明國家之林，以享文明國家應享之權利與應盡之義務。

　　這種非革命性（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精神與期望，現在已證明其完全錯誤與無效。引起這根本錯誤的原因，大約不外下列三事：第一，沒有認清中國革命運動之國際的性質，即沒有認清中國的革命為普通一般殖民地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非單純對內的民主革命。第二，不知道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決不會幫助他所欲永遠掠奪的殖民地經濟落後國之獨立自主的民主革命運動。第三，鑒於洪楊革命（太平天國）未與帝國主義列強講外交之失敗。

　　自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顯然把地球各部分經濟落後的民族圈定於他的隸屬地位，而不容其翻身。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從前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顯然不同。從前的資產階級不自覺的在各方面（主要的是經濟與政治方面）都盡了一種革命的作用，他不僅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而且要幫助別國同階級的人完成其革命。現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則不然，他反而成為全世界一切反革命的中堅，尤其是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必出死力以維持這些地方封建的半封建的舊制度與舊勢力（在印度、在中國、在高麗，都是一樣的），因為這樣於他是極便利的。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閉著眼睛模仿一二世紀前單純對內的民主革命，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而希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他以幫助更是莫明其妙的昏謬。這種昏謬在洪楊革命中是沒有的（洪楊李秀成等皆恥求助於外人——侵掠者）這正是洪楊革命的卓越。不然，豈有真正獨立自主的民族革命能與外國帝國主義講外交而成功？

　　然而這些昏謬的趨向，在辛亥革命以及在現在國民黨的右翼中還是很嚴重的。他們或是卵翼於外國帝國主義之下的革命代表，或是久居租界受慣外人之保護的元老，他們不僅不贊成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且攻擊如此主張之左派諸人為破壞國民黨，嚷為什麼「開罪友邦」！

　　所以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義和團運動進步一些，因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資產階級化；然而實際上，這次革命是完全失敗了，他的意義遠不如義和團之重大。義和團是因為沒有近代化而失敗，辛亥革命卻反因為效顰近代資產階級化而失敗。這是怎樣說呢？因為革命黨不知按照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性質和人民群眾反帝國主義的忠實需要去把革命弄實在，他們只知拘守從前歐美資產階級改革內政的目的，一天一天的把革命弄虛空。因此，他們只知以軍事行動，建立政府，求援「友邦」為慣用方法，而不知道這些方法都是離開群眾的需要而得不到結果的。不僅得不到結果，而且要使革命瀕於危險與破產。群眾對於軍事行動與革命政府之不滿意，對於抽象的主義宣傳之厭聽，一切實際的政治宣傳與群眾組織工作之不能施行，甚至於有時宣佈禁止排外……，這些都是危機的兆朕。

　　然則可知陳舊的方法和資產階級的精神是於中國革命無益，而且可以殺死中國革命的。要挽救這危機只有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合而受其感化之一法。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革命弄實在，才能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其爪牙——中國軍閥作戰。由資本帝國主義剝奪了生存方法的中國農民群眾，本來是國際無產階級天然的同盟。這樣同盟的結果是要使義和團的遺烈先被於東方的。

　　最後我要在義和團與國民黨之間說幾句話，以做這篇文字的結論：

　　國民黨自今年第一次大會改組以來，他已具有一個頂好的明確的政綱；假設當時義和團具有一個這樣反帝國主義的政綱，義和團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反之，現在具有這好的政綱之國民黨，若加以義和團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真精神，國民黨更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的。義和團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悲壯淋漓可歌可泣的遺產——排外精神，我們希望國民黨雙肩承受這種偉大的遺產！

　　（載《嚮導》第8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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