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蔡和森

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本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先生發佈和平統一宣言，略謂：「文於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對於國事主張使護法問題完成解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對於粵事主張討伐叛國禍粵之陳炯明……今者討賊諸軍已逐去陳逆而戡定粵局，則障礙既除，建設斯易，文於撫輯將士及綏靖地方外，當竭盡心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曩者法統之複亦可為時局一大轉捩，誠得西南護法諸省監護匡助以抵于成，此時之中國當已入於法治之軌；徒以陳逆叛變，護法政府中斷，而北京政府所為遂致任情而未及徹底，且以毀法之徒謬托於恢復法統，國會糾紛及今未解，而於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廢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復稍應其求，而增兵備戰之消息乃囂且塵上……今之大病固在執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國中實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劑，亦其致此之緣故。試舉今日國內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辜較計之，可別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護法諸省。此四派之實際利害果何以衝突，亦自難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攜，互相瞭解，開誠佈公，使率歸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為天職，則統一之實不難立見。又今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暫時畫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企統一之成。倘蒙各派領袖諒解斯言，文當誓竭綿薄，盡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統一期於實現。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有謂須俟統一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為怙亂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裁兵辦法可以坐言起行者，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為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二，各派首領贊成後全體簽名，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有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諸公朝贊，則夕可商諸施行……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為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為強力所蔽障，其為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國人同奮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之可虞……」

　　我們從文字上分析上列宣言，可得五個要點：（一）中山認調和四派勢力可以立刻實現中國永久而非形式的統一，即所謂擬用和平方法來圖統一；（二）中山以周旋於四派之間調節其利害自任；（三）調節其利害的入手方法，為四派暫時畫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相干；（四）統一之先決條件為和平，和平之先決條件為裁兵，主張用兵工政策，來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五）主張敦請一個友邦為裁兵的佐理，並舉行裁兵借款，債權人有參與監督用途之權。

　　直系、奉系、皖系是什麼東西？是前清遺留和外力扶植的封建勢力。西南勢力是什麼東西？除了現還忠於革命的領袖外，都是由封建殘局孳乳出來的新軍閥（參看本報第二期《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關於統一問題，我們早就從事實上理論上論證過：「政治上的統一，顯然不是混合或調和各大軍閥的舊勢力可以做成的，乃須經過不停的革命奮鬥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卻革命的宣傳與行動，只與軍閥謀統一，結果只有上當」（參看本報第一期《統一借債與國民黨》）；關於和平問題，我們認十一年以來民主與封建之爭的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未解除，北洋派領袖至今因其武力而承襲政權，所以我們屢次高聲肯定，用和平方法去與軍閥謀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須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壞舊軍事組織，由民眾武裝去解除舊支配階級——軍閥的武裝。我們這種肯定是科學的歸納過去十一年的事實之肯定，不如此，和平統一是無望的。現在即使調和四派勢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結果至多不過是維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如畫疆自守，各不相侵……），換過說即依然是不統一不和平的局面。我們從純客觀的事實觀察，從階級爭鬥和國際的眼光觀察，中國統一的形式只有兩樣：一是維持現狀的封建的協調於內外勢力範圍的（如聯省自治等形式）統一；一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族的統一。前樣的統一是外國帝國主義和軍閥所需要的；後樣的統一是中國被兩重壓迫的人民所需要的。換過說，前樣的統一，中國人民應拚命反對；後樣的統一，中國人民應拚命促成。現在中山的政策是促成前一種的統一呢，是促成後一種的統一呢？從這點推論，我們不能不說中山現在調和四派勢力的和平統一政策沒有離開革命立場的危險！

　　我們固然知道小資產階級和平空氣還佈滿全國，人民左袒革命的還屬極少數；我們固然知道國民黨此時若繼續北伐等軍事行動將愈惹起商民的誤解和畏避；但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大革命並不是要國民黨純粹建立在軍事行動上面（參看本報第九期《國民運動革命軍革命宣傳》），也不是要國民黨只做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而不去領率種種零零碎碎的民眾運動和政治要求（如裁兵運動等參看本報第十五期《革命黨的否認病》）；我們乃是要國民黨建立在有系統之革命的群眾組織和革命的群眾宣傳上面；我們不是空想的忽略實際的革命家，對於一時還不能根本推翻的軍閥和至今還不感覺革命需要的商民，並不反對用一種適當的政策去證明武人怙亂之下的和平企圖之不可能；但我們反對國民黨離開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軍閥間的調人自處；我們更反對國民黨同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友邦」（或美或日）來合作中國的內政，因為這樣一來不僅犯了與軍閥妥協的毛病，而且犯了與外國帝國主義接近的嫌疑。

　　象中山這樣太右的和平妥協政策，在上年六月和八月間發表還不失為稍有意義，因為那時全國商民更是死氣沉沉，一面又夢想黎元洪魚電的騙局或能實現。現在民間空氣就比較的不同了，縱然商人與虎謀皮的希望還未盡消，但同時他們已覺到和平哀求的手段終難有效，所以準備舉行全國的大示威，而繼之以罷市、罷稅等抵抗；此外智識階級與工農階級間的空氣更形憤慨激昂。不意國民運動的領袖忽于此時出此右極的政策，簡直比民間現在的空氣還更右！「打倒軍閥」漸漸成了士、農、工、商普通的口號，而國民運動的領袖反高唱與各派軍閥大調和！試問革命分子對於國民黨將作若何的感想！？我們更要問，現在國民黨的民眾基礎在那裡？國民黨直到今日還是局促於局部的軍事行動而疲於奔命，對於基本的革命宣傳工夫一點沒有做，就是我們屢次所要求的全國大會至今也還沒有召集！國民黨長此在無民眾後援的空架子上做上層的工夫——而且專門是做與軍閥相周旋的危險工夫，一旦失敗下來，不但一個民眾的波濤引不起來，而且民眾將認他的失敗為應得之咎。假使中國有個象俄羅斯共產黨一樣的民眾勢力基礎的党，于此時採用和平統一的政策號召各軍閥，那麼各軍閥不聽從時，馬上就有幾百萬工人幾千萬農人起來擁護這種政策而與軍閥宣戰。現在國民黨那裡說得上這個呢？不久中山這次調和各派軍閥的和平統一的號召失敗，我們敢說在民眾中一個影子也沒有。所以象有民眾基礎的俄國共產黨來採用一個這樣右的政策或還沒有什麼大的危險；但象無民眾基礎的國民黨來採用一個這樣右的政策，前程是很危險的！

　　（載《嚮導》第18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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